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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过这样的话：如今书出得多，但能够让人一口气读下来的书不多，能够让人读第二遍的书就更是屈指可数了。
鲁思明、马平合著的《百年大转折———日本经济发展纪实》一书，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用了一个白天加半个夜晚狼吞虎咽地读了第一遍，而后又用了一周的时间细嚼慢咽地读了第二遍。
掩卷之后，我觉得后悔，为什么不早点读这部书稿呢！书稿是李辉先生推荐我看的，因为忙别的“活儿”，看了一眼题目，随手就放到了一边，一耽搁近两个月的时间。可是当我走进这个“后明治维新”的历史，我忽然发现这是一部值得为它放弃所有的“活儿”的有价值的好书。当然，这部书的价值来源于这段历史的价值。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历史常常能够为现实提供许多借鉴。
一
明治维新成功，日本即开始向外进行扩张，它通过甲午战争签订的《马关条约》，从清王朝勒索赔款达2亿两白银，为其快速踏上垄断资本主义，进而迈向军国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
二战之后，日本国内经济几乎崩溃。日本广大民众在极度恐慌和饥饿中挣扎。为了挽救经济，1947年在大选中获胜的社会党宣布：“下届政府必将完成将国家结构从资本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作。”社会党的片山哲内阁开始推行将肥料、煤炭、银行等产业收归国有，然后再将范围扩大到其他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政策。要从废墟中复兴，最重要的是实行国有化。然而，仅仅一个《煤炭国家管理法》出台之后，片山内阁就在一片反对声中垮台了（寿命不到9个月）。看来，国有化并不适合日本的国情。
民自党吉田茂组阁之后，采取了稳定经济的方针。这实际上是一个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要内容的“要求全体国民勒紧裤带”的紧缩政策：一方面停止发放资金，另一方面则要增加税收，以使预算均衡。严峻的紧缩政策，使得市场一片萧条，中小企业相继倒闭。为了紧缩预算，政府首先从国铁开刀，解雇了9．5万名工人。最多时失业人数高达43万，造成了社会的动荡。
作者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而后用一种极平静的语气说：“控制通货膨胀避免不了所谓的稳定危机。”控制通货膨胀必然带来失业。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一箭双雕的效果。
紧缩的效果是一点一点呈现出来的。战败之后，四年间日本的物价上升了150倍。到了1949年秋天，物价开始稳定了。作者真是高明，写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他选取了一件极小的事情（当年刊登在一家报纸上的一篇特写）：小偷入室，盗窃现金。小偷认准了钞票而不偷东西，这说明通货膨胀已经得到抑制，通货的信用开始恢复。
作者是使用数字的高手。他是通过日本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下村治的目光来审视这一串串数字的。当时，下村治正患病在床。作者真实地写道：
一个即使因肺结核躺倒在病床上也不让自己休息的人。他一边盘算着如何用可以到手的一点点少得可怜的营养来恢复体力，一边又在仔细地阅读着大藏省送来的调查月报一类的材料，贪婪地搜集和整理着货币发行量、设备投资额和消费支出等各种数据。对于他的大脑来说，这就是营养。此时的日本经济如同一个重病患者，那些数字就像这个重病患者的脉搏。也许是同病相怜吧，躺在病床上的下村治，满怀着对“经济增长”的期望，悄悄而又仔细地为日本经济号脉。
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经济学家，透过民间设备投资的数字，捕捉到了经济腾飞的征兆。于是，作者所开列的那一串串枯燥的数字就变得生动了。
二
与下村治相反，社会上多数舆论对这种空前繁荣持批判态度，认为繁荣过度便物极必反，造成新的萧条。对于因产业活动高涨而引起的原材料进口增加，国际收支持续恶化的状况，他们更认为极端危险。表面情况也是如此。1956年14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进口而锐减，到1957年夏便减少了5亿美元。
对此，当时的岸信介内阁也认为发展过头了。经济企划厅发表的1956年度的《经济白皮书》宣称：经济恢复阶段的增长已告结束。“现在，作为恢复经济的能力已消耗殆尽。”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银行开始釜底抽薪。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出现的釜底抽薪措施，使经济发展势头一落千丈。人为的遏制，导致了增长力的萎缩。
究竟应该紧缩，还是应该发展？作者又让数字说话了：从1950年到1955年，联邦德国的民间设备投资高达9％－12％，经济增长到令人惊异的地步。民间设备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就高。日本的民间设备投资率与联邦德国差不多，在联邦德国发生的经济增长同样能够在日本发生。
作者告诉我们，重要的是投资，是民间而不是政府的资本的投入。只要基于民间活力，放手进行设备投资和技术革新，供给力便会有所增加；而政府则必须创造出需求这种供给力的环境。也就是说，要使经济增长和发展成为现实，还必须依靠政府妥当的财政金融政策，以对有效需求加以适当调整。
这个10年计划，7年后，也就是1967年就超额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原计划目标的41％。个人工资自1961年以后都是逐年按10％的比率增加，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递增率已超过了15％，实现了充分的就业。收入的增加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消费革命，人们在旅游、体育、娱乐方面的开支大幅度增加。在教育方面的开支更大，日本开始步入学历社会。
三
读到这里，不知为什么，忽然让我想起了邓小平的那句名言：发展是硬道理！
我不知道作者的专业是文学还是经济学。他们那么娴熟地使用数字，引用经济学的理论、概念，可是也没有忘记人物，他们把所有的人物都置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用新闻特写的方式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幅“后明治维新”时代的众生相，有政治家、企业家、经济学家，也有作家和工人、农民。于是，枯燥的经济发展过程就变得有血有肉了。
比如，在写池田作为战败国的大藏大臣访美时，住在华盛顿一家很古老的下等旅馆，一天的住宿费是7美元，它正好面对美国财政部。池田和宫泽同住一个双人间。晚上，他们盘腿喝清酒，就着自带的咸菜。笔墨虽然不多，却展示了战后日本的一个国家的萧条。
再比如，在叙述“后明治维新”所创造的辉煌时，作者写了一个过去用酱汤下饭的农民，“他们开始出门旅游，走出了这个小小的村落，先后到了在大阪、东京，听说他们还想走得更远些。”寥寥数笔，胜过成堆的经济指数。
时间一晃而过，仅仅20年！日本的商品像潮水般涌向世界各个角落。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壮大，它的汽车销到了汽车王国美国。到了80年代，更不得了，日本公司竟然到美国争购偶像式建筑———洛克菲勒中心。此时此刻，高傲的山姆大叔倒吸了一口凉气！1978年8月，曾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长的罗伯特·韦森教授写道：“对于那些注意商业新闻的人来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本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随之，一批批的美国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新闻记者络绎不绝到日本探访“东洋奇迹”的奥秘。
当然，日本人靠的并不只是勤奋。眼光深入的观察家们可以看到：日本人节俭，特别喜欢储蓄，即使低利率也是如此；银行里似乎有贷不完的钱，而这些钱往往在政府的鼓励下贷给大企业集团和有特殊关系的人；这些靠国民储蓄资金不断发展起来的大财团拼命扩大生产力，占领海外市场，因为出口生意实在太兴旺，似乎全世界都在消费日本商品，所谓“有路就有丰田车”便是实证……
四
正当日本人踌躇满志，就像北京人所说的那样找不着北的时候，日本这根神奇的链条突然在90年代中期一下子崩断了。以出口为立国之策的日本，这时才发现国外市场并不是疆域可以无限扩大的乐土，一批强劲有力的对手在龙腾虎跃般地瓜分它的领地；银行的信誉突然亮起了红灯，投在房地产、股票以及其他项目上的巨额贷款，成了永远也收不回来的坏账、呆账；接着，北海道拓殖银行、最大的长期信用银行、山一证券等几家历史悠久的大银行、证券公司的相继倒闭和崩溃。造成了金融危机，泡沫破裂给其国民带来严重损失；以“终身雇佣”而自豪的公司，也不得不把一些人的饭碗砸了；担心失业的雇员省下每一元钱积蓄起来，每个家庭能省就省下来，能不买就暂时不买，造成消费更加不振，市场一片萧条，而萧条的市场又把一大批企业推进停产、半停产的困境……
原来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链条，现在似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出现了问题。
如今日本正在反思中力图苦苦挣脱困境。而此时，从太平洋的彼岸却传来了得意的笑声。2000年10月，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对各国的“增长竞争力”排队，美国荣居榜首。获此消息，一位美国记者喜不自禁地写道：“想想吧，就在11年前，日本是埃兹拉·沃格尔写的《日本成为第一：美国人学习经验》一类书中的偶像；今天，这个书名可能该倒过来：《美国成为第一：世界学习的经验》。”还有今年6月21日，美国权威的《福布斯》杂志公布了每年一次的世界巨富排名，共排列了538名富翁，他们的财富总额超过了1．73万亿元，高于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排名前10位的人中，美国占了8人，没有1位是日本人；而在亚洲地区排名的前10位中，日本人占了4位，而中国香港也占了3位。
读《百年大转折———日本经济发展纪实》，总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好像自己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游荡着的偶然因素与沉稳的必然因素，难得的机遇和敏锐的目光，非经济因素和经济法则的对抗，社会的残疾与康复，物欲的觉醒与灵魂的嬗变，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作者把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细小的情节交织、搀和在一起，奇妙地牵拽着你的情绪和思想，让你为一个异国的已经成为历史的经济演变过程而担忧、焦虑，而宽心、欢乐，就好像这个过程正在你自己身边发生。
凯恩斯说过：“经济的发展如同人类的呼吸，时而繁荣，时而萧条，时而扩张，时而紧缩，谁都无法改变。”
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无法改变的，重要的是掌握规律，顺应规律。
中日两国是近邻，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历程，与中国开放后走过经济改革道路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少可借鉴的地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相信，《百年大转折———日本经济发展纪实》的出版，能够给正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带来一定启示。（9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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