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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单羽青
“现在，从现实的资产重组案例看，最为难办的是三个问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说。在1月6日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上，谈到时下热门的企业改制和并购，魏杰把目前面临的问题概括为资产清理、资产定价和价值理念的整合“三大难”。
资产清理难
魏杰表示，在对并购企业进行资产清理时，往往面临债务责任承担、富余人员安置、原有人员身份转变和企业办社会四个棘手问题，而由于历史包袱和特殊国情的存在，这些问题至今还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按照国际惯例，债务通常是跟着产权走，收购方需承担被收购资产和企业所承担的债务。债务问题并非并购中的大问题。但在我国，债务却成为并购中的一大难题。原因是国有企业存在大量的不良债务。这时，债务清理就出现了问题，难以建立一个并购双方都认可的统一的标准。从目前看，制造业的并购案例中，良性债务占整总资产40％左右时，债务可以跟着产权走。如果不良债务占比大于这个数字，则很难达成共识。
企业并购过去通常采取打包方式。但是，国有企业中有1／3左右的富余人员，在资产重组和资产剥离过程中，如何解决成为并购中一个很大的问题。谈判中间，并购双方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很大争执。
非国有企业重组国有企业时，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原有人员的身份必须转变。从享受无限权利的国有企业职工到不再是原来无限的关系而是双向选择的就业关系，重组的双方都认真对待这种身份的转变，因为它牵扯到敏感的费用问题。
企业不应该办社会，而且并购中间必须要解决办社会的问题。目前，企业办社会的状况仍很严重。据统计，20％的中小学和40％的医院还是由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所办。对这些历史负担的剥离，国家政策是无偿地划拨给社会，但是，即使无偿划拨也需要支付费用，在资产剥离中一并计入，因此，现在已经很难划拨，原因是社会拒绝接受。
魏杰强调说，目前，债务责任承担、富余人员安置、原有人员身份转变和企业办社会四个问题，实际操作难度很大，需要进行认真调整和研究。现在，许多国有企业为避免上述问题愿意打包出售，但打包的后果仍比较麻烦。所以，即使打包重组也需要把账算清楚，否则将来的问题会更大。
资产定价难
魏杰指出，资产定价问题是目前重组过程面临的最大问题。按照国际惯例，任何资产都有两个价值，一个是管理价格，即账面反映的管理资产的价格，通常由投资数量决定；另一个就是交易价格。交易价格则由资产的盈利能力决定。买资产的人不是买资产本身而是买资产的盈利能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人却混淆了管理价格与交易价格的概念，如果低于净资产值出售国有企业，就要引起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议，结果导致大量巨额亏损但当初投资巨大的国有资产无法交易，因为一交易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事实上，交易案例中有70％—80％无法进行下去的交易都是面临这个问题。
“每一次参加讨论都发现，不是重组方法出了问题而是定价原则的问题，对于并购资产的价格，规定最低不能低于净资产，而不是由资产盈利能力决定，给重组和交易带来很大障碍。”
价值理念整合难
魏杰认为，对于完成并购企业进行整合，同样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最近，清华管院对11家改制完成重组后的国有企业进行调研，结果发现，最麻烦的就是价值理念不易调整，转换身份后的企业职工与新企业的价值理念存在巨大的冲突。“最近，我参观一家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企业大门上方有一条横幅，写着‘宁作国有企业的鬼，不作民营企业的人’。也许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存在职工安置问题，但这种条幅和当年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何区别？”
人本主义是尊重人权的，但不等于尊重人权就要尊重平均主义，保护弱势阶层也不是提倡平均主义。社会应该拥有差别理念，而在现实中，我们有的不是差别理念而是平均主义理念，所以，企业价值整合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把平均主义理念转变成差别理念。承认人的能力差别决定人们在企业中的分工差别，承认分工的差别导致收入方式的差别；承认收入方式的差别导致收入水平的差别。
他强调说，十六大提出，分配体制是企业强调效益，政府强调公平，以此实现效益和公平的结合，而不是绝对要求平等。企业重组后，一个非常重要和艰难的过程就是所谓价值理念的整合，企业文化的重新塑造。如果不能调整和塑造，这些重组的资产就无法充满活力。
观念必须调整
魏杰表示，对于上述三大难题必须加以研究和解决。
其中，资产清理问题中，从不良债务到企业办社会，已有不少企业探索了一些做法。对资产定价问题，定价观念应该国际化，采取资产交易价是由盈利能力决定的而非投资数量决定之一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使用的办法，不应笼统地提最低不能低于净资产值，否则会延误国有企业出售时机。而当资产重组完成后，进行价值理念的整合则更为艰辛，真正把人的价值转变过来，树立责权利的观念，树立差别理念，差不多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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