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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茹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12月8日透露说，“绿色GDP核算体系正在国家统计局与环保总局的联合攻关之中，出台后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将与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挂钩”。以传统的GDP计算方式来考核干部政绩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用“绿色GDP”来考核是否就能如我们所愿呢？
中国对官员业绩的考核评估，从改革开放前的“又红又专”，到如今的以GDP来考核，这两大体系的转变覆盖了不同时代的价值观。而不少地方的领导为了“政绩”，眼中只盯着经济指标，所谓“政绩”就是“经济增长”。正是这种政绩观，使得那些盲目、刻意追求政绩的官员，将GDP放在了不适当的地位。
盲目追求GDP带来的可怕后果已经导致了资源枯竭，而且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灾难。为官一任，谁不追求政绩？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编写的《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8%。如果这个报告比较准确的话，那我们经济增长所牺牲的生态成本是惊人的。
为了校正传统GDP缺陷，世界银行在1997年推出了“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用以衡量各国扣除了自然资产(包括环境)损失之后的真实国民财富。“绿色GDP”不是主张将一种东西计入GDP，而是主张将“另一种东西”从GDP中剔除。而这“另一种东西”就是“生态成本”。绿色GDP这个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过来也一样。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中国也开始认识到“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一项重要的经济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绿色GDP”的深刻蕴涵，也就是要把握好“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如果用生态审计的标准来衡量地方领导为官一任的政绩时，“绿色GDP”无疑是多了一把“生态尺子”，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一个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但“绿色GDP”在实际操作中是否能真正成为考核官员的政绩标准却值得商榷。
事实上，虽然国内外有许多学术机构在测算绿色GDP，中国也在制定绿色GDP核算体系，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公布过绿色GDP。据说，绿色GDP核算有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计算GDP的基础是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只有在交易的时候才能产生，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的价值量很难计算。所以，用“绿色GDP”来衡量官员的政绩其实存在一定的难度和不客观性。
绿色GDP标准对于大多数“小政府、大社会”的市场经济国家也许普遍适用，但中国国情有些特殊。在中国，不仅是GDP中，任何政绩标准都可能导致政府及官员追求政绩的非理性思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绩不要和经济增长挂钩，要用一套综合社会指标来考察干部：不仅要考核经济指标，还要考核环境指标、资源指标、健康指标等；不仅要考核经济的增长数量，还要考核经济的增长质量；不仅要考核当代人拥有的财富，还要考核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什么。
我们打破了旧的自然秩序，如何建立新的平衡？从官到民，从制度到意识，应该换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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