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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关注对监利教育改革，肯定各有各的原因。笔者关心的理由是，这一教育改革对中国政府公共服务领域的治道变革具有重大价值：
在传统的体制下，学校的组织、人事、教学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财务行为，都由政府直接掌握。这样做，使得我们在财力非常有限的条件下，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普及了基础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基础教育投入不足，质量难以提高
，素质教育总是提不上日程。这说明，基础教育需要改革，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大包大揽。湖北监利的改革，可以说推动了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治道变革进程，政府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了。
当然，大方向是有限政府，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像企业改革那样省力。因为基础教育是公共服务，政府即使实施有限责任，也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有限政府并不是什么都不干的政府，有限政府也有有限政府之道。在笔者看来，基础教育改革的成功，至少要做好如下四个方面的事情：
政府放松对学校的管制，让家长和校友能够参与学校的管理。根据有关报道，监利县改革后学校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出资方、学校校长、教师代表和家长代表。这一举措，有利于家长和教师参与学校管理，但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其中最主要的是，校长不应该是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因为校长是执行者，民主管理委员会是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校长与决策、监督机构一体化，容易导致学校行政首长主导决策和监督机构的不正常的局面。
学校改革之后，教师失去了职业安全。政府除了要采取过渡措施之外，也要在制度上设计一些安排，以便保护教师的基本权利。在过去的体制中，教师拥有十分安全的职位。在改革之后，教师成了“打工者”，虽然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可以清除教师队伍中混日子的人，但也容易让教师处于一种明显的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提供空间，让教师能够组成不受学校行政控制的自主治理的权益维护团体，从而更好地维护教师的权利。另外，教师在教学管理方面，也需要而且应该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还必须通过财政提供充足的教育资金。学校是学生以及家长的学校，因为学生本身既是消费者又是学校的产品，学生的学习和毕业后的质量水平，直接决定学校的资产价值；学校是教师的学校，教师不仅仅是雇员，更重要的是学校本身的品牌和支柱，高质量的教师也是学校的最为宝贵的资产。政府在设计学校治理结构以及收益分配的时候，坚决不能按照企业的方法来计算投入产出率，也不能按照物质资本的投入来涉及学校的决策结构，而应该考虑学校资产的特殊性，考虑非物质资本的权重。
政府在给学校提供财政拨款的时候，可以考虑采用学券制，即政府给学龄儿童的家长提供一笔资金，以学券形式提供。家长可以选择学校，从而给学校的行政系统以选择的压力，促使其进一步改善教学管理，让学校不是以管理为本、利润为本，而是以学生为本、教学为本。毛寿龙（北京教授）（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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