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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刘武俊和单小亮关于应尽快制定《考试法》的讨论文章（分别见2003年12月31日和今年1月1日《新京报》）以后，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从立法的角度看治理考试作弊，我以为根据不足。
第一，法律具有稳定性，一旦制定，就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适用。换句话说，制定法律不但要针对现实，还要预见到未来一个时期可能出现的情况。刘武俊说：“高考已经
成为当代中国最成熟和最权威的人才选拔机制，迄今尚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将高考取而代之。”说“最权威”不错，说“最成熟”则未必。人所共知，而今高考制度已经暴露了众多弊端，有识之士频频呼吁改革。如果把考试放在法律层面上立法，从提出议案，到组织、调查、起草，直到几度审议最后通过，将耗费巨大成本且不说，那时高考制度的改革或许已经不需要为考试专门立法了。同样，而今各种各样的考试尽管多而频繁，一旦规范，恐怕也不需立法来保证公平公正了。
第二，治理考试作弊，要寻找产生的根源。人所共知，上个世纪70年代末高考恢复的时候，招生的全过程，诸如命题、考试、阅卷、录取各个环节，作弊现象很少。为什么现在会成为问题呢？其实，作弊最严重的并非高考，而是成人考试，比如成人高考、自学考试，尤其严重的是职称中的外语考试。为什么？盖来自于不正之风乃至腐败风的侵袭。刘武俊列出的许多破坏公平竞争的现象，其实都属于“权考交易”、“权学交易”；而“权考交易”的性质乃是贿赂，只要用《刑法》就够了，并无必要另行制定“考试法”。事实上，并非没有法，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第三，考试作弊愈演愈烈，严格地讲不能说是法律缺位，但也的确反映出考试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仅举一例吧。高考作弊要少于成人自考，为什么？因为高考作弊，只要一科被记为零分，则录取的概率几乎等于零，敢于为此付出高成本的不多；而自考则不然，还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考，直到考及格为止。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由教育部修改完善考试制度，并制定相应规章，似乎没有必要制定“考试法”。文志传(湖北教师）（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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