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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到成都就任四川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不到两年时间,矶贝匡志出手不凡,领导四川丰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柯斯达销量占全国同类车1/4的份额,因品质达到甚至优于进口车而停止了对日本原装车的进口;开发出超级贵宾车、露营车及医疗用车等特装车;霸道下线……
SARS险成霸道“拦路虎”
记者:2003年,四川丰田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霸道车下线,而你可以说是这个项目最关键的人物之一。现在,这个项目已获得了巨大成功,中日双方都非常满意。回过头来看,你认为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矶贝匡志:当然是突然发生的SARS疫情了。我们的原定计划是在2003年“五一”节以后开始霸道的试生产,但4月中旬,SARS开始在中国全面暴发,原定来蓉的日本30多名支援者由此无法准时到位。为了不影响霸道的生产进程,我每天都要到锦江宾馆、喜来登、银河王朝等市内的酒店去了解饭菜和非典的防护情况,并把成都的信息传递给日本总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丰田总部终于下决心按照原定计划派出支援人员,霸道只比原定计划晚一个星期得以顺利生产。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霸道终于在9月5日如期下线。
(丰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SARS期间,四川丰田公司的10多名日方工作人员全部返回了日本,只剩下矶贝匡志一人。)
记者:当初你到四川工作,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矶贝匡志:我刚到四川丰田时,公司的基础建设已经完成,而那时还没有霸道,如何扩大生产规模和生产霸道是我遇到的最大挑战。
“高参”和我打配合
记者:作为一个具有日本文化背景的企业家,你是如何与中国员工进行磨合并最终形成良好合作关系的?
矶贝匡志:在四川丰田,除10名日方人员外,其余的700多名员工都是中方人员,把不同体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合力,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前任新乡律雄相比,我有一个在日本教授中国古代文化的父亲,在到成都上任前,我就在父亲的熏陶下,看了很多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的书籍,这使我很容易与中国员工交流。
在担任四川丰田的总经理后,工作中我又有刘居荣副总这个“高参”,在我们两人之间,中日文化得到了最好的融合。只要大家以诚相待,而且具有共同的工作目标,磨合起来是不难的。
我喜欢三种员工
记者:丰田的管理举世闻名,你在经营管理这个公司时,是否导入了丰田的管理经验?
矶贝匡志:在公司的日常管理中,确实引入了许多丰田的管理经验。比如“全体品质管理”,不仅生产现场要抓品质,就连办公室工作也要注重质量。公司的使命、方针和目标一旦确定了,就告知员工到底该怎么做,从每个环节力保高品质。再比如说“可视化管理”,这在霸道生产时得到了最好的运用。项目、进程的各个环节都做到透明化,这样才有利于及时找出问题,并把它彻底解决掉。
记者:在工作中,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员工?
矶贝匡志:我喜欢三种员工,一是把公司发展和个人发展相结合、有梦想的员工;二是在上司面前能直接说真话的员工;三是在困难面前不服输,并不断努力克服困难的员工。现在,在四川丰田就有很多这样的员工。
记者:你在工作中又是个什么样的人?
矶贝匡志: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所有工作的,我在工作中喜欢激励员工,通过激励来产生互动,使员工能努力地完成工作,并尽自己所能给予支持。
记者:你到成都一年多了,对成都这个城市印象如何?
矶贝匡志:成都文化是中国文化中非常成熟的一部分。成都城市发展的速度很快,特别值得赞赏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取得了很好的平衡。成都人勤奋,又懂得休闲。我对成都的生活很适应,也特别能吃辣的东西,我很喜欢这里。成都人很爱自己的城市,而且成都也是一个能让外来人喜欢的城市。
采访手记
一走进矶贝匡志的办公室,他就恭敬地给首次见面的记者递上了名片,并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向我问好。在他办公桌旁的书架上,《毛泽东诗词书法》、《延安颂》、《贺龙》、《三国演义》和《孙子》等中文书籍整齐地摆放在显眼处。他津津乐道地介绍,自己对这些书爱不释手,并表示已经看了很多遍,俨然一个“中国通”。
书架对面墙上的一块白色记事板上,“只有在崎岖山路上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句名言格外显眼。这位热情、踏实、一丝不苟的日本人,正领导着四川丰田向光辉的“顶点”———世界级企业一步步迈进。
记者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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