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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三角这个经济发展迅速而土地资源逐渐贫乏的地区，土地，永远是第一焦点
本报记者张立伟
经济发展需要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这种需求导致2003年出现“圈地”、“拆迁”运动以及相应的流民、反拆迁的出现。在经济发展异常迅猛的长三角，这种现象最为普遍
，而我恰恰在5月来到上海目睹了这一切。
上海：拆迁的标本
5月底，上海“周正毅案”爆发。静安区“东八块”58号地块的2159户拆迁代表沈俊生等6人，控告静安区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周正毅涉嫌违法交易，并剥夺原住民回迁的权利。
本报记者在调查过程中曾到过一家拒迁户，是一位得了癌症的中年女教师，她躺在床上，屋里脏乱不堪，她告诉记者，如果她家被迁移到郊区的话，她的工资不够支付她和两个孩子到市内工作、读书的路费和餐费，而她的丈夫已经下岗。
记者最近在采访上海相关房地产专家时获悉，上海各区都希望更新老旧的建筑，把工薪阶层安置到郊区，既能带动经济发展，更适合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但那些在市内有低收入工作的百姓，工资去除上班成本后，可能不如在家吃低保合算。
政府组建的拆迁公司收到的拆迁费用，包括政策规定的部分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补助的一部分，但公司在给予拆迁户补偿时有弹性，一些地块的住户获得较高补偿，而另一些地块的住户只获得规定的部分。其间产生一些“黄牛”，可以疏通政府关系获得更多的补偿，“黄牛”要从多出的部分抽取一半利益。
拆迁暴露出的问题在于市民拥有自己房屋的所有权，但在拆迁时却无法与商业开发商进行价格谈判，甚至，几乎所有诉之法院的市民拆迁官司没有胜诉的案例。因此，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因拆迁自杀的事件，对于收入很低的百姓来说，住房是他最大的财产。而对于市政当局来说，市区土地的批租和建设更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周正毅案件并不像外界流传的那样无影无踪或者将要结案，根据记者不间断获知的信息，案件仍在调查过程中，正逐步扩大，其中也有土地问题；其他一些地产商也在接受调查。当然，这些经济案件是综合性的，土地并非重点，但周正毅被拆迁户告发，应该是中国拆迁纠纷规模公开爆发的开始。
长三角：圈地运动
由于上海土地资源的匮乏，逐步扩大的工业用地导致上海有100万失地的农民，但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失地的农民可能被吸纳，问题并不突出。
记者最早关注的是无锡这样迅速发展的城市，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包围农村，村庄的土地和资产如何处理。因为农村土地产权属于国有，根据今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拥有自己土地30年使用权和转让权。如果农民转为城市居民，自己的土地如何处理，包括集体财产，这些都没有法律规定。无锡把这些集体土地和财产交给村里股份经济合作社，量化到农民手中，而土地由合作社建设厂房出租给外商。
无锡的这些农民还是幸运的，记者在昆山调查发现，大片土地上的很多村庄都消失了。市里面、区里面、村里面都在圈地建设开发区，竞相压低土地价格，而持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并不能参与到交易中去，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出卖土地的都是各级政府和村组织。
记者在昆山的村庄里听到的都是抱怨，他们所得的补偿很快在飞涨的房价和消费品价格中贬值，而这个市未来几年可能就没有农业用地。在苏南苏北之间存在倒卖土地指标现象。在浙江一些地方，一些流民出现。
发生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产权问题，就是说，农民土地和拆迁住房的产权利益得不到保护，而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发展经济需要的土地资源不断剥夺这些权利，侵害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作为市场的协调人，让供求双方自己交易。
由于各地圈地运动大规模爆发，最终国土资源部门开始连续执法检查，刹住了可能引起经济过热的圈地风潮。
而那些受到侵害的农民和拆迁户呢？政府对于圈地运动以及拆迁问题的重视似乎都是从执政的角度出发，关注的是队伍腐败以及经济健康，第一着眼点不是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以及带来的社会问题，如果法律和政策保护并落实了农民和拆迁户的利益，官员腐败和危害经济的圈地运动可能不会存在，至少不会普遍性的存在。
对于长三角这个经济发展迅速而土地资源逐渐贫乏的地区，土地，永远是第一焦点。
张立伟2003年主要作品：
《周正毅“上海王国”崩塌》、《长三角膨胀：把徽赣也拉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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