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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我们歌颂站着的英雄，也不忘倒下去的勇士
本报记者陈红
历时几个月的“非典”虽然肆虐的时间不长，却在每个人的心上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印记，无疑也成为我今年甚至今后最难忘的报道经历。
前后持续了几个月的SARS报道中，我采访过冲在一线的发热门诊医生、从死神手里抢救过病人的小汤山医院的护士，也采访过运动生理学专家、社会心理学专家、健康教育专家，这其中有几位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第一位是电话采访过两次却一直未曾谋面的国内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日昌。一个人如果仅靠对话就令人难忘，他的魅力一定来自于他的思想和语言。
当多数媒体把广东发现的“非典”当做传言的时候，《财经时报》已经开始正视SARS——那是今年2月中旬，广东开始抢购食醋和板蓝根，对郑教授的第一次采访就在那个时候。我希望郑教授从心理学家的角度分析甚至批判一下造成人们恐慌的从众心理，没想到郑教授给出的答案出乎我的意料，“趋利避害和从众心理是人的天性，没必要过多指责”，同时他还强调，应该由官方出面，请医学专家告诉老百姓事实真相，如此，政府的公信度也会提升。事实证明，他的预见是正确的。
第二次采访郑教授是SARS在北京肆虐的5月，警惕伴随着恐惧，人人自危，我和郑教授讨论SARS灾难的功过。在最艰难的时刻，郑教授表明了他乐观的态度：“对于一个民族，一场灾难就是一次磨砺。每场灾难过后，都会伴随着一次社会进步作为补偿。”在每天增高的SARS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的恐怖阴影笼罩下，这样的报道无疑给人以信心。
第二位留给我深刻印象的被采访对象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主任李立明。第一次见到这位目光深邃、浑身充满自信的CDC领军人物是在2003年4月4日。我为什么一直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前一天的4月3日，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出面宣称SARS在国内已得到控制，没有蔓延。其时，正是我采访SARS受阻、一筹莫展之际，忽然接到CDC通知，出席有关SARS的媒体见面会。
“我今天从一个流行病学专家的角度介绍一下疫情的整个发展过程。”直奔主题的开场白让我感觉到李是一位实干家。会上李立明坦言：“在和WHO专家组讨论时，我说，中国作为全球大家庭的一员，有责任对全球人的健康负责，我们会很认真地对待病原的研究，也会实事求是地把疫情报告给WHO。”
当时媒体和公众正急于了解SARS的发病和流行真相，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专家在描述SARS时使用了“疫情”两个字。作为第一个站出来在媒体和公众面前坦承SARS疫情的医疗卫生机构，CDC的此次公开露面，为4月中旬SARS大白于天下开启了前奏，像钟南山、蒋彦永一样，李立明也是我们在抗“非典”中不该忘记的一个人。
第三位令我难忘的抗“非典”英雄，是71岁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席专家洪涛院士。
SARS成就了钟南山、成就了千千万万医护人员，却没有成就洪涛院士。同样是在此次媒体见面会上，他提出的SARS病毒为衣原体一说最终没有得到证实，或者可以说，他对SARS病毒的研究结论是错误的，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不幸。
洪涛院士若想保持“晚节”是很容易的，学术上他已经取得了一般人达不到的成就。他发现并研究了15年流行性出血热病毒，又花了15年发现并克隆了造成1982年全国腹泻大流行的成人腹泻轮状病毒。当新病毒来临时，古稀之年的他还是冲到了一线。
之所以把他称为英雄，不是因为他在古稀之年还拿着解剖刀亲自解剖SARS病人，不是因为他在SARS期间每天只睡4个小时，坚持进出实验室，而是因为他和他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
正像洪涛自己说的，很多传染病经过几百年到现在也没完全搞清楚，有些传染病的病毒变异了，又要研究新的方法对付。因此，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我们歌颂站着的英雄，也不忘倒下去的勇士。
陈红2003年主要作品：
《恐慌也传染》《SARS我们知道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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