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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两次思想大解放，媒体均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
本报记者张立伟
提起“皇甫平”这个名字，人们或许并不陌生。12年前的1991年，从2月中旬开始，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文章，以极大的激情，鲜明地颂扬改革、
鼓动改革，犀利地破除了“新的思想僵滞”，冲破囿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诘难，吹响了新一轮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大潮的号角。
12年过后，2003年的岁尾，《财经时报》记者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采访了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和撰写人、新闻界老前辈、上海《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周瑞金。
时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5周年纪念日前夕，周瑞金认为，在经历了三中全会、小平南巡两次思想大解放之后，中国需要有第三次思想大解放。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在于党的改革
周瑞金说，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把人们从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按照时代的发展，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存在的问题。
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1992年年初小平同志南巡前后，从体制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划分，打碎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社会主义首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手段也可以利用，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判断是非的标准。党的十五大以及十六大，对于公有制和私有企业的明确，以及对私有财产的确立，都属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范畴。
而第三次思想解放在于共产党的改革，怎么改？“三个代表”思想宣布了一个题目——如何把革命党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这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党的领导方式、组织形式等是要推进的改革内容。
周瑞金说，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改变党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增强人民民主，这是政治改革的蓝图。一年来，胡锦涛总书记做出了努力，很多人把2003年称为“胡温新政”，积极稳妥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调整了只注重经济发展的思维。新一届领导人以行政改革推进政治改革，已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局。
媒体应积极承担思想解放重担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被冲破，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1991年农历辛未羊年正月初一，皇甫平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3月2日，皇甫平又发表系列评论之二《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3月22日，第三篇文章又见诸报端，题目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4月22日，皇甫平压轴之作《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见报。不到一年，小平南巡讲话，主题就是继续深化改革。皇甫平的文章已洞察先机。
两次思想解放，媒体均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记者问周瑞金：“现在回过头看，自己如何评价当年以皇甫平为名发表的文章？”
对此，周瑞金表示，他只是在中国重要的历史关头，为推动改革不走回头路起了一点舆论导向的作用。
他具体解释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针对1989年“六四风波”、苏东剧变，国内很多人批评改革可能导致和平演变，提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邓小平看到了这种苗头，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话，表示应该推进改革，不要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来争论。
1991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到基层参观考察，宣传他的这一思想。小平同志在上海考察时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谈话，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他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正是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后，我就发表了那些文章，结果遭到一年多时间的批判。”周瑞金说，发表后受到的强烈批评是没有想到的，甚至引起政治斗争，当时中央举办反和平演变座谈会，都不让上海领导人参加。好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整个国家才从姓资姓社的争论中摆脱出来。
总结那一段“挨整”的经验教训，周瑞金希望新闻管理者要有“三容”精神：“对人要宽容，要善待传媒人，他们的思想压力已经够大的了；对思想要包容，鼓励媒体创新；对工作要从容，特别是在出了一点差错，挨了一点批评之后，对人与事的处理要从容一些，不要操之过急，匆忙做决定。”
媒体改革迎来第四阶段
目前已不担任领导职务的周瑞金坦言自己依然笔耕不辍，“比以前更辛辣”，他笑着告诉记者，他的理想是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他说：“如果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媒体产业，法律允许民间办报，我一定办一份自己的报纸，这是我的理想。”
回顾中国媒体改革，周瑞金认为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拨乱反正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是回归新闻本来意义的时期，“文革”期间，新闻成了彻底的政治工具，全是政治空话、套话，不允许报道社会新闻、灾难新闻，不能刊登广告。在这个拨乱反正的阶段，周瑞金领导的《解放日报》，是中国第一个刊登事故报道、第一次出现商业广告的报纸。
第二阶段是从1982年开始的理论创新阶段。改革开放引进了西方大众传播理论，引起理论创新，报刊从阶级斗争工具转变为大众传播工具，媒体开始以向公众提供信息为主，并增加了娱乐、服务功能。
这个时期，也是舆论监督最光彩的时期，渤海沉船事件的报道导致石油部长下台，副总理受到批评；商业部、铁道部、林业部等部部长都曾在舆论监督中下台。
在此期间，周瑞金也曾三次受到批评，一次是《解放日报》刊载国家领导人漫画；一次是老布什当选总统后，《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载，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如此报道国际新闻；最后一次即“皇甫平”事件。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外延扩张阶段。所谓外延扩张，就是1990年政府加强媒体报道管理后，一些党报开始出版都市报、晨报、青年报等边缘化媒体。这些报刊刊载大量实用性、娱乐服务性强的新闻，迎合读者口味。这个时期出现了所谓主流党报之外的很多大众媒体。
这个阶段里面还包含一个技术革命，90年代初的激光照排技术的出现，让中国媒体告别铅与火，从而让中国媒体的发展速度有了一个飞跃。
而现在，媒体改革正迎来第四阶段，媒体管理走向市场化、法制化。现在外资和民营资本开始进入中国报刊经营领域，香港泛华和《人民日报》的子公司成为第一个合资媒体发行公司；香港TOM公司参股北京三联书店；南方报业集团被允许跨地域投资，与光明日报社出版《新京报》；上海文广集团《第一财经日报》也将出版，这将是第一家报纸、电视、电台规模化的多元媒体。
但周瑞金认为，尽管媒体经营逐步市场化，但真正的媒体改革还没有开始，更不存在新闻改革。目前所做的是通过行政方面的改革，影响媒体产业发展的法制化，并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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