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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今年秋季以前，湖北监利县近700所中小学将以对外出售或出租的形式，实现市场化运作。在这次改革中，最大的变化将是教师将打破身份终身制，并实行待遇岗位化；县财政将不再按照老师人数给学校拨款，拨款最终直接按学生人数划拨，学生可自主择校；由出资方、学校校长、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组成的学校民主管理委员会将成为校内新的决策机构。（1月2日《武汉晨报》）
湖北监利县的大胆改革是值得期待的。早已经有经济学者指出，义务教育也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也具有私人产品的要素———所以会有大量私立中小学的存在———因此对义务教育在政府充分履行义务的前提下进行市场化运作是有充分依据的。监利县的教育改革其实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大胆实践。
弗里德曼认为，虽然教育具有正外部效应，但不能把教育办成完全由政府及其教育部门垄断的公立教育，使政府集“资助者”和“提供者”于一身。由于在生源及经费上很少受到来自于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的竞争，导致公立学校以较高的教育成本提供较低质量的服务，办学效率低下，教育资源浪费。其实这就是政府失灵。而由于垄断，家长和学生也不能挑选学校的方式来促进学校之间的竞争。对此弊端，弗里德曼指出，政府资助教育但并不一定必须直接提供教育服务，可以将投入教育的钱以“教育券”的方式直接发放给家长，帮助家长实现跨地区、跨学校选择教育。这将给公立学校带来市场的压力和竞争，迫使它以市场和教育消费者（家长和学生）的需求为目标，提高办学效率和办学质量。
监利县的教育改革就是“教育券”实验的中国版本。它首先高度承认义务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府责任，只是县财政将不再按照老师人数给学校拨款，而是按学生人数直接拨款。其次，引入市场机制促进了学校之间的竞争，学生可自主择校以脚投票，同时限制学校的乱收费。第三，解决了教育经费紧张的燃眉之急，租售近700所中小学校的收入可以保障每一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得到应有的财政支持。最后，它最大的好处是保障了每个公民平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因为不分地域不分学校，每个孩子享受到的是同样的财政拨款。至于选择不同的学校，高出“教育券”面值的部分，则需家长按市场价格支付，财政拨款只保证起码的义务教育，不至于让孩子失学。而目前，由于财政拨款的多寡，中小学校间形成差序格局，特别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同等的支付前提下，孩子们接受的却是良莠不齐的义务教育，这显然极不平等。
当然，湖北监利的教育改革也有不少问题需要注意。比如，怎样保证近700所中小学校租售过程中的公开透明？学校的租售收入能否保证都纳入财政教育经费？对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能否保证逐年提高？这些学校进行租售后，能否真正进行市场化运作形成竞争？等等。因此，湖北监利的教育改革能否成功，尚需拭目以待。雪里埋（成都编辑）（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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