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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王怀忠案件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9日上午公开宣判，一审判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当晚，记者再次寻访了王怀忠曾经的几大“政绩”工程。当记者来到耗资3.2亿元的飞机场时发现，当年王怀忠期待的国际航班大机场只有点点灯光映照着，王怀忠夸口60%的上座率成了笑谈，财政一年最高时还要补贴几百万元。
记者随后来到了地处颍州路与临泉路交叉口的利源大厦，这里眼下成了阜阳最刺眼的烂尾楼。
阜阳电厂曾是省九五重点工程之一，曾准备利用亚行5亿美元贷款，但后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先期的几亿资金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阜阳人屈指可数的几大形象工程让阜阳人民大伤元气，业内人士认为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摘自人民网
编者按：导致王怀忠“落马”的直接原因是贪污腐败，但是比他个人的贪婪更贻害无穷的则是他的“政绩神话”。“王怀忠案”也因此引起了更多人对传统政绩考核体系的反思。如何科学、动态地考核地方官员政绩仍将是一个争论的话题。
王怀忠被判了死刑，他是继成克杰、胡长清之后第三位被判死刑的省部级高官。对王怀忠的惩罚虽终结了其一手制造的“政绩神话”，但并没有终结一些别的地方正在策划着或已经上马了的众多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献礼工程。
例如，某县级市耗资5亿多元人民币、仿照天安门广场格局修建政府大楼；安徽五河县计划投资7000多万元建造“皖北地区乃至安徽省内县级城市中最大规模的商务中心和品位最高的中心广场”；更有支线机场建设热和地市级“mall”的建设热在不少地方风行。针对政绩工程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央党校党建办教研室主任高新民。
记者：地方政府兴建的工程很多，怎么界定一个工程究竟是不是政绩工程？
高新民：首先在上马之前，它应该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而不应仅仅是以上级领导的认可为准。其次衡量它的价值要以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要看是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还是劳民伤财？地方官员不追求政绩是不现实的，但只有正确的政绩观才能避免政绩工程的出现。
记者：政绩工程与腐败有什么关系？
高新民：政绩工程并不一定必然导致腐败，但可能导致腐败。政绩工程通常是以“无计划的命令经济”的形式出现，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也不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劳民伤财的工程不仅没有创造效益，还使政府的形象在群众中大打折扣，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不科学的决策造成的损失没有人承担责任。这种以公权谋私利的政绩工程很容易导致腐败。
记者：从制度根源上来看，政绩工程为什么能堂而皇之地成为从政者升迁的砝码？
高新民：有两个层次的原因。浅层次的原因是，政府决策中民主科学的问题没有解决。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不到位。权力本来就天然地具有自我扩张的倾向，对权力监督力度不够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
第二层次的原因，政绩工程虽然是某个领导的意志的体现，但都是以集体名义决策出现的，如果决策错误，没有人对其承担责任。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政治体制中防错、纠错机制不健全。没有这种机制便不能防止错误决策的发生。错误决策发生以后运行过程中发现问题也不能阻止。除非决策者良心发现中止错误，或者是上级机关发现错误进行查处，否则只有出了大的问题时才能暴露出来。正如王怀忠，直到他腐败事件暴露出来后，其虚造政绩的工程才被人们注意。等案发后才发现错误就是防错纠错机制弱化的后果。
记者：我们注意到，新一届党政领导班子正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努力，政绩工程是否会得到遏制？
高新民：十六大以来，党内巡视制度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中纪委对各部委的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直接领导，也被视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肃清吏治方面的重要突破。国务院纪律检查委员会直属巡视组的建立等都是一个好的苗头。此外，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树立地方官员正确的政绩观都对扼制政绩工程有好处。
相关王金南：“绿色GDP”是做减法
(王金南：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国家绿色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组主要成员)
记者：今年，一个“绿色GDP”的概念应运而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概念？
王金南：“绿色GDP”出现的背景主要是基于现行的国民核算体系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现行的GDP只考虑经济增长的指标而没有考虑社会全面、协调的发展。近两年这个问题暴露得比较充分，显得更加突出。其次，现行的GDP不能全面反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自然资源消耗方面的成本，自然资源的价值没有全面体现出来。第三，现行的GDP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或者财富变化的情况。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是以固定资产或固定资本这种存量为代表的。而这些存量是有质量问题的。比如1998年大洪水中发现很多豆腐渣工程，但是这些工程都算到了当年的GDP增长中。假定这些工程当年给GDP贡献是1000万元，而后来造成的损失可能是4000万元。亦即其对国民财富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另外，现行的GDP还存在着不能反映公众福利水平的问题。从现行的GDP核算体系中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侧面凸显了绿色GDP的价值。
记者：一旦绿色GDP的核算体系建立起来了，对地方政府将意味着什么？
王金南：搞绿色GDP考核，对于地方政府的领导来说要有点魄力。因为如果按照绿色GDP的考核，很可能会给他现有的政绩上抹黑。他的人均GDP增长率在现有的基础上可能会下降，这对他的政绩可能形成负面的评价。地方官员应该将眼光放长远一些，将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贯彻到执政思路中。
记者：绿色GDP考核体系能遏制政绩工程吗？
王金南：绿色GDP肯定不是万能的，他只是将环境成本考虑进去，其他因素还没有考虑进去，比如人文的因素，非市场价值的产品等。其他问题仍然存在，光靠一个GDP或者绿色GDP的指标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应该陆续给现行党政领导考核的指标中加进更多新指标。本报记者姜蓉
别把绿色GDP简单化、概念化
记者：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速度也是惊人的，最近有人提出把政府官员考核与“绿色GDP”挂钩，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高敏雪：中国的经济还是政府主导的经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一层层考核的指标都是经济指标。这个经济指标首要的就是GDP，然后是人均收入，都是纯经济型的指标。而地方政府任期很短，在政绩的驱动下，就很容易关注经济发展本身而忽略环境。因此一些短期内可能会带来GDP提高，但是却对环境不利的项目也很容易被通过。事实上，一些污染很大或者资源消耗非常强的项目虽然从短期来讲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但是将来还要把经济增长的一大部分拿出来用于治理环境，这种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绿色GDP”的提出是非常有时代意义的。
记者：既然单纯GDP考核会导致地方政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是我们马上可以启动“绿色GDP”考核呢？
高敏雪：现在人们对绿色GDP的认识上存在着误区，很多人认为，“绿色GDP”想计算就能计算，过去我们之所以没有计算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就可以算出来。事实上，要想将“绿色GDP”核算出来，技术上的障碍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能算出全面的绿色GDP的指标。
记者：目前我们更现实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
高敏雪：在决策中，我们要应用的是一些具体的信息，比如哪些产业在消耗资源，哪些产业在排放污染。谁采取了环保的举措，谁为环保在付费，产业结构的调整怎么将环境因素考虑进来。强排放污染的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使其弱化等。对决策者来讲，环境经济核算中的具体核算才是最有用的，而绿色GDP只是一个概念。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应该弱化对GDP的考核，将一些具体因素考虑进来而不是单一考核GDP。
(高敏雪：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教授，专门从事绿色GDP研究)
“绿色GDP”所解决不了的
姜蓉
“绿色GDP”热不是偶然的，它的背后是“协调、全面”的发展观和“注重经济发展质量”的宏观经济政策。
然而，王怀忠的例子告诉我们，“绿色GDP”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看看王怀忠拍板的工程，绝对有“可持续性”的意义，没有环境污染的问题。建设阜阳市的大机场是为了提升阜阳“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被冠以“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之名，哪一项不是“放眼未来”？况且这些工程多少也曾对经济增长作出过贡献，即使用“绿色GDP”考核体系恐怕也无法滤掉这些由“政绩”而生的GDP。
王怀忠被判了死刑，那是因为“事”犯大了。但是，还有几多为了政绩而炮制经济增长率的人仍走在升迁的路上？追求政绩并没有错，注重GDP也没有错，关键是不能让追求政绩变成谋求私利的工具。
实事上，无论是GDP考核体系也好，绿色GDP考核体系也罢，只要是单一考核体系还存在，那些忘记人民、只谋一己之利的官员总能想出制造数字的办法。关键还是要靠政府职能的转变，削弱权力的含金量，加强权力的外部制约，同时监督制和问责制的真正确立，才能真正解决GDP考核体系所解决不了的问题。
作者：本报记者 姜蓉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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