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性地崛起

　　本刊国际问题评论员庄礼伟

　　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提到中国将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对世界的一个重要承诺，也是中国今后一个重要的战略工作思路。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注意到“人多、不发达”的中国要发展，如果是采取资源消耗型并且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外部资源的模式，就势必与其他国家发生严重冲突，必定会走到老殖民主义、帝国 主义的旧路上去；综合当今时代的趋势和国际社会的种种内在、客观的制约因素，这样的崛起即使能够侥幸“冲顶”，也不会是持久的，甚至是会立刻盛极而衰。因此，要注意采取内敛的姿态，走集约式、内延扩张式的崛起道路，从而实现“和平崛起”。

　　崛起而不称霸，尽管按现实主义者的逻辑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状态，但霸权国过度地扩张而导致衰落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外，未来的国际社会是否能容忍一个霸权国高高在上也是一个疑问，而争霸时的血雨腥风也不符合日益深入世界人心的和平、人道等普世价值。因此，“和平崛起”就是指不称霸的内敛式的崛起。

　　不过，笔者认为，如果要对中国的崛起作一个明确的、可操作的限定，不妨称之为“建设性地崛起”。从当今国际社会的性质和趋势来看，没有建设性的观念和行动，也难以保证“和平崛起”。

　　什么是“建设性地崛起”

　　国家如何崛起，受制于其所处的全球社会整体的、深层的态势。那么当代全球大势是什么？首先，国家间利益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其次，国家间的竞争由争夺自然资源为主转向以制度与科技创新竞赛为主；还有，和平、人道等普世价值日益深入人心。“建设性地崛起”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基于当代全球变化的事实和趋势。成功的企业家赢在能把握趋势，一个国家要成功、和平崛起，就必须吃透时代趋势，并提出建设性的思路和方略。

　　“建设性地崛起”，对外来说，就要对世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有积极、正面的巨大影响力，更多地分担“全球责任”，并争取对人类文明进步有原创性的贡献；在利益、资源的国家互动关系上，应当追求共赢，而避免零和式的结果；对内来说，这种崛起要建立在社会全面变革创新的基础上，并且注重“崛起的质量”。“建设性地崛起”的关键词是：进步、责任、共赢、创新、质量。

　　世界级的“崛起国”也应当是国际新潮流的倡立者和积极实践者。当年英国之能崛起，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海军力量强大，更因为它也是时代潮流(市场经济、财产制度、权力制衡、科技革命等等)的倡立者和积极实践者。美国之能在20世纪中叶崛起，也和它积极推动国际新制度(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等)以及它在西方阵营中的意识形态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

　　拥有先进的制度和广泛的观念影响力，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建设性崛起。目前中国能够影响世界的主要是经济、市场方面的资源(一定程度上还有安全方面的资源，例如中国支持朝核六方会谈就是为有关国家提供安全援助)，而非军事或观念、意识形态方面的资源。所以，中国崛起仍然是一个目标，最多只是一个半成品。

　　“建设性地崛起”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借鉴过去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上。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一国崛起必须顺应时代趋势，具有时代特性。诚然过去有大国过度扩张而陷入窘境的情况，但过度注重内敛的崛起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是难以做到、也是没必要的。区域性市场、全球市场都在迅速的发育之中，一国的发展应充分以世界为腹地，而不是囿于历史教科书而自我设限。注重内部市场的一个延伸推论，可能会是我不抢你的市场，你也不许进入我的市场，这就倒退到马克思所说的“民族隔绝”状态。事实上，当今国际社会的“社会性”日益增强，就国家利益而言，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如跨国恐怖主义、核武和生化武器扩散、种族屠杀等等，也都逐渐具有了国际社会的“地方治安问题”性质，需要全球共治。所以，相互依存是当今时代的特征和趋势，我们没必要忌讳“对外依赖”，关键是如何参与建构一个共赢式的相互依赖机制，而这正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

　　“建设性地崛起”，还表现在对崛起所需实力的考量：它应当是非封闭性的、制度性的。一国的实力可以在本国，也可以在外部；它既是物质性的，也是观念和制度上的；它既部分地来自威慑，也越来越多地来自于认同、认可。

　　通过发挥建设性作用来崛起

　　中国将崛起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在追求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如何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和行动准则？我们应当更具体一点来解说、规范中国的崛起。

　　过去中国自我设定自己是国际社会的“体制外”的不合作者，自外于世界潮流，甚至认为自己处在文明发展的巅峰因而是水深火热的世界的“拯救者”。其中最大的教训是浪费了大量时间，最大的受害者则是广大的人民。

　　一场大梦醒来之后，中国开始了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做正常国家的进程。中国的国际政治观念也从孤独的愤怒、寻求战略对决转向和谐共处、和而不同。当然，“和而不同”是中国人对新国际关系规范和新国际政治文化的一种解说和期待，但不是惟一的原创观点，因为西方人也早就有“多元共存”的观念，并且这个观念也适用于他们的国内政治，而我们的“和而不同”是专门用在对外关系上。其实，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导向残酷搏杀，这不仅是中国要对外倡导的国际政治理念，也是一种良好的国内政治生态。而中国要崛起，国内的政治文明当然也必须是先进的。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当在世界上积极倡导建设性的观念，并且注意自己的“形象设计”。为了“和平崛起”，除了“和而不同”，中国还应当积极倡导“负责任精神”。以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受欢迎的形象崛起，这才是符合时代趋势的崛起之道。

　　“负责任”，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国力，逐渐在周边和世界上成为一个“公共物品”(如经济繁荣、安全、和平)的积极提供者，更多地承担“全球责任”。我们要通过“负责任”，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公共形象，成为国际政治先进理念的“形象代言人”，让“近者悦，远者来”，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有实力也有感召力的重要参与者。中国近期相继对刚果(金)等国派出维和部队和医疗队，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紧急救援工作队，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多边合作等等，表明中国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国际公共形象。中国不仅要争取做大国，而且是要做负责任的大国，那么就必须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国际威望。

　　当然，在分担“全球责任”方面，我们还有相当多功课要补，要有更多与我们“崛起中”的身份相一致的国际公共行动。目前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最少的一个；对于落实一些国际性的政治、经济、生态公约，中国也没有进入榜样国家之列；而SARS疫情爆发之初一些不透明、反应不灵敏的做法，也给外界留下了不那么好的印象。中国要在世界上做“负责任的大国”，首先必须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任。

　　当然，我们也要肯定中国近年来的一些积极变化，至少中国正在积极学习和练习如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积极加入各种国际公约和各种国际多边合作体系，同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态度也转向积极。2002年11月，中国对有关伊拉克武器核查工作的1441号决议投了赞成票，投票支持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相关的国际干预行动决议，这是中国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席位以来比较少见的举动。此外中国政府在经历了SARS疫情爆发之初的迟钝之后，迅速行动起来并与世界卫生组织协同行动，都表明中国愿意以“负责任大国”的目标自我校正、自我约束、自我激励。

　　非零和的崛起

　　关于中国崛起的后续潜能，以及中国崛起后将如何“参与”世界，外界有许多猜测和疑虑。问题归结到一点：中国的崛起是不是零和式的，中国的崛起是不是要通过其它国家的利益被能量巨大的“中国黑洞”吞噬来实现？

　　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曾撰文说：“一个富裕的中国将是一个决心获得地区霸权的侵略性的国家──不是因为一个富裕的中国将具有邪恶的动机，而是因为任何国家为了生存而使它的繁荣达到最大限度的最佳办法就是统治世界上它所在的地区。”亨廷顿也曾经指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不错，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但历史是否总是在循环？而国际社会的形态是否总是静止在19世纪、20世纪？笔者认为，国际社会的新形态、新规范虽说并没有完全确立，但至少是在不断生成当中，旧的历史规律未必是未来的宿命。在新的国际规范和时代潮流之下，一个国家的崛起有可能走与历史陈规所不同的道路。事实上，日本在二战后的重新崛起，走的就是与它第一次崛起很不一样的道路。

　　更加富裕、稳定的中国将使其他国家也变得更加富裕、稳定，更加民主、进步的中国也可能带动其他国家一道提升文明层次。中国政府提出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表明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和决心，并且还以正式的国际条约义务和正式的双边、多边合作行动加以确认和落实。

　　当然，中国的崛起还要面对一个现实的情况：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以及强大的西方国家群体。我们必须理解崛起的动态性：你在崛起时别人就在睡觉吗？那么面对强大的西方我们如何还能“和平崛起”？笔者认为可以走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大家庭之路”，即扩大双方“共守的规范、共享的理念、共有的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崛起过程中与它们的摩擦。中国的崛起不是要压倒、控制其他国家，而是在世界上多了一个建设性的、有能力负责任的大国。“罗马帝国时代”、“美国世纪”、“一国独大”等等在新的国际政治文明、新的国际社会形态之下，将成为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说词。

　　中国确实要认真对待崛起过程中与他国的利益摩擦问题，新的大国的崛起也确实会客观地、结构性地带来一些波动。但是，国际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进步、国际社会的约束、国家的自我约束，仍然是一些可以期待的变量，来促使血雨腥风式的、零和式的“大国崛起”剧情不再重演。

　　关注“崛起的质量”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目前只是处于“崛起中”，并且我们还要认真关注我们的“崛起质量”。首先，中国崛起进程目前的主要引擎是经济或“物质文明”的增长，而即便是经济增长的品质也不容乐观。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主要依靠的仍然是外国投资和财政支出，并且这种增长在地区分布上也是极不平衡的。其次，在世界经济中不能说中国没有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仍然是低水平的，在市场体制、科技、金融、品牌、管理、跨国经营等诸多方面，中国仍然处于弱势和不发达状态。此外，收入分配在地区、城乡、阶层方面的悬殊差异，也使中国的社会利益关系一直处在严重的风险笼罩之下。

　　在上述情况下，我们不仅要提防泡沫式的崛起，而且要负责任地应对崛起过程中的国内震荡。

　　在一次座谈中有人问“中国目前最紧要的安全问题是什么”？笔者起而答之：食品卫生安全。在传统的安全观念中，国家的安全是极其彰显的，而人的安全与人类安全则是被遮蔽、被忽略的。笔者认为，人民是国家的具体体现，与人的日常生活、基本权利有关的种种安全(如治安安全、在路上无证行走的安全、工作岗位安全、私人空间安全等等)乃是极其重要的国家安全，并且是最贴身的国家安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常常没有安全感，国家又如何谈得上真正崛起？2003年我们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排名第6,而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04，这怎能不让人怀疑我们的“崛起质量”？

　　我们还要关注“崛起的赤字”。中国目前在环境、能源、伦理道德、生活品质、社会利益关系等方面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所得之外的“有所失”，而非理性、本质上和帝国主义模式是一路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也是我们的一个“政治赤字”。外界对中国未来的“帝国主义”猜想，也正是建立在国内矛盾过度突出而要向外转移矛盾的逻辑之上的。我们必须看到，狭隘的零和式的地缘政治小聪明，以及任何可能导向大型军事集团之间对抗的政策主张等等所谓的“崛起谋略”，都是与时代潮流相逆的。

　　我们还必须看到，我们粗放型、资源消耗型的崛起之路，正在同时让我们自己和外界深感忧虑──我国目前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世界第一消费大国，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我们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质量也面临严重短缺和退化。这样的低水平、消耗大、环境赤字大的崛起之路将会很不稳定，乃至可能中断。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13亿人口与其说是一个优势，不如说是一个负担，这不仅是使政府领导人夜不能寐的客观现实，外界也视为一种威胁。2002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1927万吨，居世界第一位；此外，中国的风沙还大量出口──世界如何会欢迎和接受这样的“崛起”？

　　总之，我们要警惕泡沫式的崛起、赤字式的崛起和零和式的崛起。我们还要认识到：我们是在艰难地崛起，而不是在“复兴”。“中华民族复兴”这个概念有许多歧义：你要复兴什么？复兴到何种程度？是不是要重新建立天朝体系、恢复旧日版图？你的复兴目标是“中华帝国”吗？笔者更愿意使用“振兴”这一概念，我不认为中国过去的文明形态、制度形态和人权形态有多发达，在这一方面老祖宗留下来的能令我们自豪的东西实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