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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头，盘点已渐成时尚。当媒体以“新民权运动”及诸如此类的语言来形容业已成为过去的一年时，法治的和风细雨已然在悄无声息间浸入了国家的方方面面。
读完12月31日《新京报》的一则题为《接报有人嫖娼，民警不敢破门》的报道,我心头一亮：这何尝不像一篇另类的年度小结，为法治在这个不平凡的年度里所走过的路作下的恰当的注脚。
报道中说，前天凌晨1时10分，通州区玉桥派出所社区民警和两名保安接到群众举报，来到派出所附近的一处居民小区查处卖淫嫖娼。然而，当民警和保安试图叫开有嫌疑的一处居室里，却吃了顿“闭门羹”，于是一行人空手而归，民警解释说“没有确凿证据不能破门而入”。
就在这样简单的事实之中，已经看不到执法者身上所常见的那种居高临下和盛气凌人，相反，却彰显了执法者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也体现出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容忍。发生在2003年初的“夫妻家中看黄碟，民警非法上门查”和发生在2003年末的“接报有人嫖娼，民警不敢破门而入”恰好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在我们欣然接受这一见微知著的变化的同时，也有待继续对公权力保持必要的警惕。一个不能不加以关注的担忧，也是一个与黎民大众的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在于：伴随公民权利意识持续勃兴，公民权利保障日益被重视，会否相应带来部分民警的消极怠工。
这样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孙志刚事件之后的广州，部分民警便传出了“主动干是找死，不干是等死，与其找死不如等死”的说法，这种莫名其妙的“孙志刚后遗症”假若成为公安司法工作中的常态，其危害同样不容忽视。
公安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机关负责社会公共安全的维护，并对侵犯国家公法所保护的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查处。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履行了法律规定的手续，就应该也有义务积极地“破门而入”，而不能一味退缩。
毫无疑问，法律即保护公民住宅不受非法侵入，也同样保护公权力为维持社会安全而合法侵入。公权力本身并不是民众所指责的对象，只有被滥用的公权力才为人所诟病。丹宁勋爵就曾精辟地指出：“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就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
诚如斯言。在走往法治的道路上，“公民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公权力可以依法进入公民住宅搜查”等这些常识的被找出，并被承认显然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进程。我们必须迈过它，才能保持前进的步伐。王琳(海南大学教师）（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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