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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敬琏，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对中国新一届党政领导在过去一年的表现作了评述，并对未来的中国政治经济路向作出展望
寄望中国新领导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府行为，是人民大众主动支持政府工
作，与党政领导齐心协力克服困难的根本保证。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新一代党的领导。200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了新一届政府。这样，就实现了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党政领导的平稳交接。可是，新领导刚一接任，国家就遇到了一连串突发性灾难的冲击。首先是始发于2002年11月，2003年3-4月间在广东省、香港特区和首都北京形成爆发性流行的烈性传染病SARS(“非典”)。这场瘟疫波及内地24个省、266个县市，使5000多人患病，349人死亡。接着，在SARS还没有完全被制服时，全国普降暴雨，6-8月从南到北各个水系纷纷告急。连历史上从来没有大灾的渭河，也由于20世纪50年代治黄方针的严重失误，而成为危机四伏的“悬河”。今年一遇大暴雨，就造成了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515万农民受灾，20万人只身出逃的大灾。面对着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人们不免怀着担忧的心情观望刚刚接任的中国新领导。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表明，所有这些灾难最终都得到了控制，灾后的善后和重建等工作也做得比较令人满意。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切？看来，这并不是出于偶然的幸运，而是新领导凭借20年改革的成果、开启以人为本的执政新风，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才取得的成果。
中国新领导就任时可以说是“低调出场”的。当几位领导人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时，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不是“挥巨手号令天下”的“领袖气概”，而是深深的鞠躬，表示对于得到代表们的信任和授权的感谢。不过，低姿态不等于没有自己的意念和担当。
新一代领导人一上任，就亮出了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施政风络。胡锦涛2003年2月18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了被有些人称为“新三民主义”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施政方针。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新闻报道要实现“三贴近”，这就是“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7月1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进一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强调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能否牢牢把握了这一本质，“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标志。”10月14日，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次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在大灾袭来，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时候，新领导人信守自己的诺言，把人民的苦难放在心上，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控制灾害，减少损失和处理善后。
正是新领导人这种务实和亲民的作风和态度，感动了被毛泽东在1945年曾经称为共产党的“上帝”的中国人民大众，使他们伸出臂膀去支持站在抗灾第一线的党政领导人，用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的努力，成功地战胜连续发生的天灾人祸。
当然，我们不能以为，取得了第一年的成功，中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会是一马平川，不再遇到任何迂回曲折乃至急流险滩了。其实摆在中国新领导面前的任务是并不轻松的。
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经济一路急跑，赢得了使举世称羡的高速度增长。可是由于，多年“左”的路线造成的制度缺陷和思想遗毒不是短期内所能清除，而且前一时期过分着重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甚至把发展等同于增长，把许多无可回避、必须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留在后面，使一些重要的改革没有能够如期地完成，而某些经济社会矛盾则日积月累变得积重难返。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即从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到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改革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国家部门包括国有工商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和国家政权机构的改革。而由于这种改革具有“革自己的命”的性质，就显得格外的困难。所以改革仍在过大关。例如，1993年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要求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00年，我们所成就的，是建立起它的框架，而其中一些关键性的子系统，如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健康的债券股票市场至今仍付诸阙如。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要求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至今也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到位。社会政治改革方面未完成的任务就更多一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够完整、机能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难以达到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近年来，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别拉大、社会失范和官员贪赃枉法等问题引起大众的强烈不满。这些问题亟需加以解决，否则势必危及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
这一大堆盘根错节、使人望而生畏的问题是不是有望在新领导5到10年的任期中解决，取决于他们能否在20多年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以对人民利益负责的精神实现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宣示的各项改革。
在经济改革方面，要按照十五大提出的要求，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加紧实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以便使《宪法》所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大力发展国有资本、其他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参股合资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按照《公司法》规范国家在股份制公司中行使股权的方式，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消除市场准入障碍；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改革、涉外金融体制改革、就业和分配体制改革、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等等。与此同时，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建立全社会信用体系。通过这些改革，才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社会政治方面的改革无疑应当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升政治文明，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进行。对我国这样一个邓小平所说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影响严重和缺乏民主政治传统的国家来说，实现这一任务决不是轻而易举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而改革这种体制意味着政府机构进行自我革命，其困难程度更是不言而喻的。最近闭幕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自觉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形象，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同时，“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这些决定，指出了推进我国政治改革的关键。人们有理由对中国新领导能够与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实现上面所说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寄予希望，其根据是：
第一，经过2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我国改革的方针、方向和目标已经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得到确立。其中如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确定的提升政治文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都是既顺应世界潮流、又切合我国实际的正确决定。只要坚持不懈地克服障碍和阻力，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能使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第二，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为中国经济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生产基础。
第三，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亚太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为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创造了条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完善市场经济和实现中华腾飞的极大热情。这种积极性在改革开放以前之所以不能发挥出来，是因为受到了陈旧制度和错误政策的束缚。经济改革一旦给他们松了绑，便显示出了在市场条件下发展经济的巨大能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准入等等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动员和组织群众战胜“非典”的业绩也证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府行为，是人民大众主动支持政府工作，与党政领导齐心协力克服困难的根本保证。显然，只要中国新领导继续发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中去，那就一定能够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动员出来和组织起来。根据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的经验，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富裕文明民主中国的兴起，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摘自《世界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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