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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呼吁全社会从SARS危机中吸取教训，正视并应对AIDS危机
毫无疑问，2003年中国人民最揪心的是SARS。从突遭SARS袭击时的恐惧和迷惑,到解除疫情后的激动和欢乐,牵动着每一个赤子的心。
SARS危机是一面镜子，一下子照出了那么多被长期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和隐患。可贵的是，在化解SARS危机的过程中，我们的国家能够认真反思，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果断措施。我们胜利了，这是一次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实践的胜利。在埋头经济建设的时候，这次我们有机会抬起头来看到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好像一个走长路的人，突然发现自己一条腿长，另一条腿短。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使两条腿的长度达到平衡，社会才能稳妥地前进。后SARS时代的思索还在继续。一方面，我们还要从SARS危机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另一方面，要清醒地看到，SARS仅仅是需要严阵以待的公共卫生事件之一，更危险的敌人是艾滋病。从战胜SARS的经验中，也许会悟出一些对抗艾滋病的灵感。
SARS危机是由SARS冠状病毒引起。论传染力，SARS不如麻疹、百日咳、流感；论病死数，SARS更远远不如肝炎、疟疾、肺结核，但为什么能闹得天翻地覆？让思绪飞翔，会发现我们的敌人SARS诡秘得很，似乎通晓兵书战策，对人类不宣而战，一开始就与我们争夺“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争夺天时，是指SARS恰巧在春节前后对我们发动了总攻，就像二战时日军在周末袭击珍珠港。中国人欢度新春佳节的时间的确有点长，这一段时期我们组织反攻最困难。SARS正是抓住了我们春节期间思想松懈和求安定的心理，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所谓争夺地利，是因为虽然SARS只有在症状严重期，并且在封闭的空间中才有强传染性，但是却巧妙地将我们医院的病房、门诊、急救室、X光室和救护车都变成了理想的传播场所，并利用我们的飞机、长途车等远途传播工具，连续拔城夺寨，攻进了一座又一座城市，感染了一所又一所医院。
所谓争夺人和，是指在某个城市，SARS利用了初期我们疫情信息不畅，不同系统的医疗部门之间缺乏沟通，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指挥系统的弱点，乘虚而入。我方人和不利，即是SARS的胜利。可以说，早期我们调整好阵容的时间确实长了。
就这样，SARS以其独特的神秘性和闪电般的攻势，在早期占了上风，感染更从医院传向了社区，严重地干扰了我们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也许，SARS优势的聚集是非常偶然的，是很难重现的。特别当SARS被我们所了解以后，恐怕很难再掀起大浪。但是，我方暴露出的问题却绝非偶然，不应该以对SARS不了解为理由掩盖有必然性的另一方面。
我们一开始就处于下风，首先是心理上的下风。原因不仅仅是对SARS的惊恐，也是对我们自己作法的困惑。例如，过去，当某一传染病爆发流行后，我们的常规做法是，一方面积极组织卫生防疫专业人员控制疫情，另一方面将了解疫情的人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这就是所谓的“内紧外松”策略，这一过去我们应对传染病似乎屡试屡灵的方式，用来应对SARS却不灵了。当然，虽然过去的作法也完全出于好意：为了社会安定，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也为了国家的形象。但在处理SARS危机时，这一传统的策略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 传染病流行的社会性，决定了它会影响千家万户。我们的人民有权利及时了解SARS疫情的动态和防护措施，也有义务力所能及地参与预防控制工作。事实上，如果不让各行各业和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了解疫情、参与控制，SARS之火必然会越燃越烈，无论社会安定，还是经济发展都要受到更大损失，国家形象也必然受到更严重危害。我国卫生部及时向国内外如实公布了疫情，首先是为了我国老百姓的健康，为了迅速扑灭了疫情。其必然结果是既能安定社会，减少各种损失，也能取得国际的理解与合作。这就是以人为本，即以人民的利益和健康为本。事实证明，以人为本是同时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惟一选择。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它帮助我们有效地化解了SARS危机，今后应有更广泛的用武之地。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反思，如果我们在广东疫情发生的早期就把疫情扑灭；如果在广东SARS爆发之时，其它地区会考虑自己正处在SARS危机的潜隐期；如果我们的流行病学家早期的声音能够更大些，让全社会尽早知道如何控制传染源和医院感染；如果我们各医疗卫生部门内部协调的时间能缩减为三天而不是几十天；如果在过去长期的医院建设中，能考虑今后有发生呼吸道传染病的可能；如果我们的卫生防疫系统是全额的事业单位，能够集中精力作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培训；如果我国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能够更好地落实，政府投入了更多的经费；如果有更多的领导同志像熟悉WTO一样熟悉WHO，并了解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动态；如果人民的健康指标也像经济指标一样，用来评价我国的社会发展。类似的‘如果’我们还能提出很多很多，说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是多方位的和巨大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这些问题并没有都解决，今后还要一个一个地认真去对待，切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
要承认，长期以来公共卫生是我国改革开放中后进的领域，在2003年我们已前进了一大步，现在回头路已断，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还有比SARS更可怕的敌人，这就是艾滋病(AIDS)。虽然SARS与AIDS都是病毒引起，但表现截然不同。SARS是急性传染病，作为传染源容易被识别，主要通过呼吸道和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1-12天，仅在症状期有传染性；SARS来时气势汹汹，败退时如秋风落叶。而AIDS是慢性传染病，可通过性、血液和母婴垂直三条途径传播。来时隐匿，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后，混在正常人群中难以被识别，很可能连自己也不清楚。此后终生与HIV为伴，长期具有传染性。HIV感染者经过短则几个月、长则10年以上的潜隐期，发生机会性感染后成为AIDS病人，逐渐走进生命终点。
自从1981年美国报道首例病人以来，AIDS迅速传遍全球。据估计，至2002年全世界共有42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或患上了艾滋病，新发生的HIV感染者为500万，大部分来自非洲南部。预计进入21世纪后，全球大多数新感染者将来自亚洲。自1985年中国首次发现并报告艾滋病病例以来，艾滋病流行状况经历了散发期、局部流行期和广泛流行期。据最新全国流行病学调查估计，全国现有HIV感染者估计人数为84万，并有8万AIDS患者，其中尚不包括10多万已经病死的人数。与此相比，2003年全世界SARS的发病数仅为8000余人，相当于艾滋病发病者微不足道的尾数。
与SARS相比，AIDS是更难对付的敌人，对AIDS危机也要反思：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发以后，在社会飞跃进步的同时，一些不健康的社会现象也在出现，在我国出现了各类高危人群，包括静脉吸毒者、卖淫嫖娼者、非法卖血/血浆者和性病患者，数目都以百万计；此外还有一个数目可观的同性爱人群正在浮出水面。上述人群的行为恰好与HIV/AIDS的主要传播途径相匹配，极容易成为首先被感染的对象。而问题的产生的根源关系及到社会、经济、卫生、教育、宣传、文化、伦理、民族和国际交往等错综复杂的因素，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进一步涉及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正确的防治策略、足够的经费投入、宽松的社会环境、充分的社会动员、多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大数量和高质量的人员培训，密切的国际合作，以及相配套的司法和伦理学支援等等。
有识之士对此早有呼吁，我国政府也有相当规模的行动，例如，制定了我国AIDS防治的中长期规划，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AIDS防治领导小组，开展了全国范围的HIV/AIDS监测，通过政府投入和严格执法首先杜绝了经过输血和非法采供血途径传播的渠道，在国际AIDS日和戒毒日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入了一批HIV/AIDS干预的国际合作项目，开展了对高危人群干预等等。但上述措施只是减缓了但并没能有效遏止住HIV/AIDS上升的势头。其原因在于：对HIV/AIDS流行形势和防治的艰巨性认识仍然不足，社会动员不充分，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佳防治阵容尚未形成，经费缺口太大，示范项目难以扩大和可持续发展，干预缺乏覆盖面，存在歧视，社会救助不足等等。
我们与SARS斗争的经验很多，但归根结底只有一点，只有当我们比SARS强大之时，才是SARS走向衰败之日。可是，我国与AIDS斗争了18年的现实是：HIV/AIDS的数目逐年增多，进入21世纪后增幅急剧加速。我们不得不承认，敌强我弱之势越发明显，AIDS越战越强。更紧迫的是，目前我国的HIV/AIDS的疫情出现了重要变化：大都市和东部地区发生的比例在迅速增加，性传播所占的比例不断加大，女性所占的比例在持续上升，新生儿和婴儿感染者的数目增加很快。这一切形成了一个强烈的信号：HIV/AIDS正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迅速扩散。因此，我国有可能已到了HIV/AIDS泛滥的危险边缘。虽然基本的传播途径都是三条，但是HIV/AIDS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远比在高危人群中相互传播涉及的问题更广泛。
在经性传播方面，由于HIV感染者数目的大量增加，感染者的配偶和性伴首先处于危险中。年轻人多性伴现象越来越多，而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很低，相互没有防范，一旦引入HIV感染者，能发生滚雪球式的传播。同性爱和双性爱的存在，无疑将大大加快传播速度。生殖道感染是与经性传播有关的另一个危险因素，却常常被人们忽略。生殖道感染不但包括梅毒、淋病等性病，也包括一般妇女更常见的感染性疾病。据笔者本人负责项目的调查结果和收集的一些资料，我国一些地区有40%左右的育龄妇女患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生殖道感染，而有了生殖道感染之后，再与HIV感染者有性行为时，被感染的机会几倍甚至十几倍增加，可以说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在经血源传播方面，包括医源性感染和日常生活感染两种。广义的医源性感染，包括不安全的注射、输液、输血、针灸、牙科手术、内窥镜的使用等等。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专家们相信我国是乙型肝炎大国即与此有关，这些问题同样也可以传播HIV/AIDS。日常生活感染包括纹身、耳眼穿刺、剃须刀等。
在母婴传播方面，随着HIV阳性妊娠妇女数量的增加，相应的问题也在增加。
危险的是，大多数人对此缺乏危机意识，仍然以为AIDS离我们很远。我们对HIV/AIDS尚未形成两方面作战的战略，即一方面加强对高危人群干预，另一方面全面切断疾病向一般人群传播。要采取的措施应能完全覆盖上述所有问题。必须使全社会都了解对HIV/AIDS作战是一场我们输不起的战争，否则，一切经济发展的成果都将抵消不了AIDS流行的灾难。我们对SARS的胜利，鼓舞着我们去战胜AIDS。在这场战斗中，我们要变得强大，同样需要万众一心，同样寄希望于以人为本。
摘自《世界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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