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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应当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不妨适度调整。
退出之难
设想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明年退出，那我们将面临一系列难题。
第一，近年来，我们利用国债资金兴建了一大批工程项目。有些项目完工了，还有不少项目尚在建设之中。根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字，完成这些在建工程所需的后续资金需要5000亿至6000亿元。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将会使这些在建工程的后续资金失去来源。
第二，在过去的5年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年均拉动经济增长分别为1.5、2、1.7、1.8和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今后至少年均1.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便会因此而失掉支撑。
继续之难
如果完全照搬往年的做法，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会使我们面临一些困难。
第一，连续6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给我们留下了数额较大的债务。加上用于单纯弥补赤字的国债和属于借新债还旧债用途的国债，三个方面性质的国债相加，目前整个中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7.93%提高到20%多。
第二，连续6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使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张内生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形成的这种依赖，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事实上已经在逐步加深。
寻求突破
从积极的财政政策所面临的两难处境，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第一，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财政支出的扩张，而我们又太需要经济增长提供的空间来增加就业、调整结构。这便意味着，起码在短期内，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言退，或者不能完全言退。
第二，非典过后凸现出来的公共卫生、西部开发、农村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方面的欠账，用科学发展观来权衡，是必须尽快补上的。这笔钱数额很大，每年2000亿至3000亿元的财政收入增长固然可填上一些缺口，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所以，增发国债仍然是必须依赖的一个收入来源。
第三，即使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要退出了，也要有个渐退的安排。正如进军须一鼓作气、退军须缓缓而行，不能辙乱旗靡的道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退出，必须是安全的、稳妥的、瞻前顾后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的基本判断是：当前，应当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不妨降低力度，调整投向。
所谓降低力度，就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相机逐步减少增发国债的数额。所谓调整投向，就是将增发国债的收入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至几个方面的投向：在建工程的后续投入；填补以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公共项目欠账；启动拟议进行或亟待进行但主要由于资金制约而迟迟未能启动的改革事项等。(来源：人民日报作者：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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