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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游资（ｈｏｔ ｍｏｎｅｙ，又直译作“热钱”）无疑是2003年中国经济生活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国际游资话题陡然升温，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升值预期、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利率造成了大规模的游资内流。《2003年1月—6月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净误差与遗漏”项目高达＋47．3亿美元，而且“顺收大于顺差”现象日益显著：2003年1月—6月中国外汇储备增加额扣除贸易顺差和实际利用外资额，还有253．4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额无法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得到解释；1月—9月我国短期外债余额大幅度增长144．19亿美元，外汇储
备猛增975亿美元，给中国的宏观调控造成很大困扰。
汇率稳定性承受巨大压力
中国政府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努力贯穿2003年全年，但这种努力的效果受到了国际游资的威胁。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学的“三元悖论”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三项目标。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将资本管制视为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兼顾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固定汇率双重目标。然而，在无孔不入的国际游资渗透下，中国资本管制堤坝已经经受重大考验，人民币汇率稳定性由此承受了巨大压力。
国际游资引起中国全社会关注，直接起因是它对汇率的影响，但国际游资对当事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却不止汇率一端，中国国民经济遭受国际游资冲击也不是始于2003年。大规模游资外流造成的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其破坏力世人早已有目共睹，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使1998年世界ＧＤＰ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全球失业人数增加1000万。
更有甚者，在游资冲击下，越是经济稳定可靠的国家，反而可能越容易发生危机，因为资本自由流动很可能引起东道国股市和其它资本市场的泡沫，这种泡沫的财富效应不可避免导致消费膨胀，从而加大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发生货币危机的风险。
越是投资者认为稳定可靠的国家，越可能陷入这种厄运；投资者不看好的国家反而能够避免，智利前中央银行行长罗伯托·扎勒对此机制作过精辟的分析。在今天这个高度资本流动性的世界上，资本内流与资本外流、资产市场的短暂“繁荣”与国民经济的极度萧条，旦夕之间就可能逆转。
汇率与货币政策出现两难局面
早在1934年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触发的大规模资本外逃中，中国人就已经深切体会到了国际游资对国民经济稳定性的冲击力。1992年—1997年间，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套利动机驱动下，巨额国际游资披上经常项目收支的外衣流入中国，致使1994年—1997年中国外汇储备分别增长304．21亿、219．77亿、314．32亿、348．61亿美元，增幅之大，前所未有，外汇占款由此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大规模游资内流又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中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遏制经济过热的努力。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至2001年，由于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加之人民币利率与美元利率倒挂，游资内流几乎消失，资本外逃压力则空前严峻。2003年前3个季度，由于游资内流等原因，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外汇市场操作吃进外汇786亿美元，比2002年同期多购入312亿美元，超过了2002年全年购入689亿美元的水平；相应地，通过人民币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6505亿元，同比多投放2578亿元，从而将中国推向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冲突的两难局面：货币政策目标是避免信贷过快增长，为此必须控制基础货币增长；而汇率政策目标是稳定人民币汇率，为此必须全盘吃进投向外汇市场购买人民币的外汇，因此必然导致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高速增长。
“热钱”在中国流动特点
中国市场国际游资流动有着自己的特点。当前纵横世界市场的国际游资主体主要是各类金融机构，尤其是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索罗斯之辈淋漓尽致的表演早已在世人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由于资本项目尚未开放，金融市场开放度迄今也相当有限，出入中国市场的国际游资行为主体主要是工商企业和个人，而且常常伪装成经常项目收支，因而是一种变相的乃至违规的资本流动。
笔者初步总结了国际游资出入中国市场的11条渠道：货币走私，即直接带现金出入境；进出口伪报，具体又可划分为伪造进出口单据套取资金、利用无真实贸易基础的进出口单据套取资金、转移定价3种方式；侨汇与平行贷款；提前错后，即在国际贸易支付中比正常情况下提前或推迟支付，调整债权和债务币种结构，以避免汇率和利差损失，并从中获利；借用外债；利用海外应收账款科目；离岸银行业务；国际信用卡；人民币掉期业务；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ＱＦＩＩ）；企业与居民存款转换货币。除此之外，相信当事者还有许多规避资本管制的“高招”。
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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