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情况是，电价由政府订立，成本则由市场决定，部分电力企业已在香港上市，股东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煤价上涨的情况下，只好先用储备，将来煤价下降再补充。但煤价却反复上升，眼看储备只够用二三天，只好向中央告急，要不只能停电了
拉闸限电！电煤告急！
当时间的指针缓缓转向2003年年底，“拉闸限电”、“电煤告急”这两个原本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渐行渐远的“陈词”竟再次出现。
面对“陈词”，人们寻思着去探究缘由。
电力基建投资连续几年滞后
在最近的短短几年里，我国的电力供需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略有剩余变为总体平衡，再到总体偏紧，供需矛盾在2002年就开始显现。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赵希正如此坦承。
电监会市场监管部的赵先生告诉记者，今年的用电矛盾十分突出，全社会用电量预计全年增长15％左右。用电增长呈现全局性特征，全国各主要电网用电增速均超过10％。
事实上，国家电网公司《2003年春季电力市场分析报告》已经预警了电力供应会走向阶段性紧张。
记者注意到，这份完成于2002年底的分析报告表明，全国的缺电省份将从2002年的12个扩大到2003年一季度的16个，2003年全年缺电面积会进一步扩大。
“工业超速发展是供电出现局部紧缺的重要原因，”国家发改委产业政策司一位研究人士认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动用电需求全面高涨，加重了电力供需紧张。特别是高耗能行业高速增长，导致工业结构重型化，ＧＤＰ用电单耗持续回升，使电力供应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下降。
在上述众多的相关因素中，这位研究人员认为，电力供应紧张，主要是由于发电容量的增长滞后于发电量的增长。
他从书架里拿出一份统计资料。该资料显示，2002年发电量增长1600多亿千瓦时，需要装机3500万千瓦，而2001年增加的容量只有1165万千瓦，容量差了2000多万千瓦。
他说，“2001年和2002年装机容量差额的负面影响最终在今年显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有关部门的测算，我国平均每年要新增容量2500万千瓦到3000万千瓦，才能满足用电需求，而目前全国在建的电力工程只有1200万千瓦，缺口仍然很大。”
“目前中国的装机容量和总发电量均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用电水平仍然相当低。2002年底人均占有装机容量只有0．265千瓦，人均年用电量不足1200千瓦时，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不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六分之一。”
国电公司一位专家指出，近年来电力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比例逐步下滑，从“八五”期间12．09％降至“九五”期间的10．4％，2000年和2001年进一步下降为7．22％与6．94％，2002年虽略有回升，但也仅为7．17％。“电力基建投资连续几年滞后于全国基建投资，直接导致电力建设缓慢，电力供应总量不足。”
这位专家还认为，因为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以及1998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缓慢、电力供应相对富裕的影响，在研究编制电力工业“十五”发展规划时对“十五”期间宏观经济发展形势估计不足。
火电掣肘
在我国，火电是电源的最大一块阵地。这在客观上导致煤炭成为该领域的必备资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的宋国青教授说，“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相对于火电而言，煤炭是稀缺资源，它们之间的供需矛盾自然最显著、利害关系结合得也就最紧。”
毋庸置疑，以火电为主体的电源结构是造成供电“卡脖子”现象的原因之一。
鉴于此，刘纪鹏说，当前热闹的煤电之争应在政府有关部门主导下，迅速出台科学合理、具备长期效力的相关政策，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否则，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局中各方，可能陷入难以自拔的体制性泥潭。
从现实的角度看，近两年，国家取消了发电用煤指导价，煤电价格之争因此不断升温。
国电公司电力市场分析预测课题组的这位专家告诉记者，2003年年初，煤炭电力两行业在发电用煤的价格问题上各不相让，致使本年度的大部分煤电合同没有签订，部分省市接连发生发电厂用煤告急的情况，一些电厂被迫停机。
时至9月，《国家电力公司电煤日均供耗煤及库存情况》（不含南方电网）显示，库存煤同比可用天数除西北外，各地都出现了减少。而截至9月，全国电煤库存2034万吨，平均可用天数仅为14天，个别电厂出现电煤库存告急或在警戒线以下的现象。
严峻的形势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警觉。10月22日，在国家发改委召开的三季度工业经济运行新闻发布会上，与会者指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电力供求形势偏紧，预计四季度全国用电形势不容乐观，并要求各发电公司和地方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供煤不足制约发电生产”。
“由于再次出现并且提前到来的电煤价格之争，国家发改委的上述要求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副部长冯飞说此番话时显得忧心忡忡。
电荒的背后是企业在向政府叫板
“紧张其实是企业在向政府叫板。”在采访过程中，来自民间研究机构信邦的观点直指参与乃至“操纵”当前电煤价格竞争的企业。
信邦分析员认为，11月份以来，主要产煤区山西、河南、陕西的煤炭价格每吨上调了10元－15元，单月升幅达7％，而且仍在上涨；但电价却不涨，电厂不甘心赔本，只好以缺煤为由停电、限电，并努力把压力转向煤炭企业，以至于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中国从不缺煤，每年有很多出口，加之，煤是有特权的物资，每年铁路70％的运力用于运煤，运输也不成问题。”那么，为什么电煤供应依然如此紧张？信邦分析员说，明明是简单的问题被一些企业弄得复杂化。
“当前的情况是，电价由政府订立，成本则由市场决定，部分电力企业已在香港上市，股东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煤价上涨的情况下，只好先用储备，将来煤价下降再补充。但煤价却反复上升，眼看储备只够用二三天，只好向中央告急，要不只能停电了。”
在信邦的这位分析员看来，问题说到底还是煤电之争，电价的市场化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央只能出手干预，否则关系到工业生产和价格的稳定；市场经济规则遇到了强制性干预。
“煤炭与电力关于电煤价格之争的负面影响，正波及相关地区的电力生产及安全。”采访过程中，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煤电价格矛盾激化于2003年全国煤炭订货会，由于当时煤炭方坚持电煤涨价的要求，双方最终不欢而散。而在会议结束近半年后的今年5月份，国家发改委才出台［03］128号文件，才使这一行业争端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作为直接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能源行业，煤炭与电力在电煤价格上的“顶牛”，行业争执各方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利益纷争并没有因为128号文件的出台，得到根本的解决。
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是，不论是电力、煤炭，还是政府部门，现在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局面：电力行业实现厂网分开后，发电集团相继成立燃料公司，意在介入旗下电厂的燃料管理工作，但同时，旧网中的省电力燃料公司体制也在发挥作用。进而言之，在电力燃料体系内部，形成了发电集团有权利、没责任，省电力燃料公司有责任、没权力的态势，行业势力分化明显。
与此同时，煤炭行业组建联合体的速度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不断加快。如山西在年初便制订了组建以省内煤种为基础的跨区域的三大煤炭集团的计划，河南、贵州、陕西等省份的煤炭企业则干脆合纵连横，已经形成了联合销售机制。
一方面是煤炭企业的联合，另一方面是电力企业的分化。在安全生产和确保社会用电的巨大压力下，今年以来电厂在燃料采购中各自出击的现象较为普遍，在个别矿点，甚至出现了几家电厂竞相抬价的情况。
“一年来的情况表明，煤炭与电力在电煤价格上的矛盾，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向着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态势蔓延。”电监会市场监管部的赵先生说。 本报记者 郑洪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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