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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向《财经时报》评点一年来央行历程：在目前市场预期长期较清楚而短期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比多投或少投几个货币更重要本报记者张小彩“作为金融市场的调控者，央行在市场中与被调控者的博弈是史无前例的。”时近年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夏斌接受了《财经时报》的专访。在他的办公室中，夏斌回首一年，认为在目前市场预期长期比较清楚、短期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央行要有效实现宏观调控意图，关键在于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这一点比多投或少投几个货币更为重要；而银监会需要
尽快完成分支机构的设置，并在监管力量不足的条件下，更多地发挥自律组织和媒体的监督作用。提前量值得赞赏“目前，从Ｍ2和ＧＤＰ之间的比例关系看，总体上市场资金并不紧张。但是，为什么政策稍微收紧一点市场反应就特别强烈？这说明市场资金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也就是说，资金总量虽然不少，但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少数大银行手里，这个矛盾对央行的压力比较大。”夏斌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非常敏感，对央行政策意图、政策信号、政策效果的深入分析和研究也很多。与此相反，市场预期也会对央行的政策走向产生很大影响，央行也在分析研究市场预期。因此，央行和市场的博弈越来越激烈。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央行主要依靠贷款规模等指标对市场进行直接控制，而现在是根据市场信息制定货币政策，同时依靠市场工具对市场进行间接调控，因此，央行必须深入研究市场、关注市场反应。夏认为，这本身就说明央行宏观调控的艺术性在提高。夏斌说，中国央行的调控能力不可能一夜之间达到炉火纯青，况且中国还有许多特殊的情况，比如东部和西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好行业和差行业之间差异很大，加之中国的结构性政策工具又不多，这些特殊经济环境都向央行提出很大挑战。单靠简单的总量政策非常难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夏斌高度评价了货币政策今年以来的前瞻性：今年央行决策方面的反应速度是空前的。比如通过几次货币政策报告发信号、然后出台“121号文件”、8月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最近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和提升贷款利率浮动上限，这是一套货币政策的组合动作。调控的前瞻性夏斌举例说，央行在公开信息中微妙的措辞变化也表明了调控的前瞻性。比如10月17日央行通讯稿说，“货币供应量增量增长速度加快，各项贷款增长较猛”；到11月28日，发布题为《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趋势开始得到控制》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只讲了贷款增长的绝对数，而没有讲相对数。“这绝不是疏忽，而是希望向市场传递一个信息：存款准备金率上调1个百分点后两个月，中小金融机构头寸出现了偏紧的情况。为了缓解这一状况，央行需要采取措施，对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所引起的市场变化进行对冲和微调。于是，就有了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和提升贷款利率浮动上限的政策”。央行这一政策带有明显的预见性，政策意图也很明确，因为他们预期2004年经济还会向好，需要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另外夏斌认为，央行今年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进行间接调控也是史无前例的，频繁地买进卖出，说明微调意识已经非常强。从各国的经验看，央行的宏观调控往往是反周期操作。因此，在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要稳住物价、稳住货币币值是不容易的事情，何况中国国企改革、银行改革均未完全到位。在对一年来货币政策做出评价的同时，夏斌建议，在目前市场预期长期比较清楚而短期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央行要有效实现宏观调控意图，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比多投或少投几个货币更为重要。他认为，要使市场产生稳定预期，第一，要充分了解市场各方人士的意见，提高市场洞察力；第二，要对中国转轨期的特殊国情有充分认识，在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的搭配上，要看到市场手段的有限性，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结构性政策；第三，要清醒地意识到央行调控的难度，承认货币政策不可能包揽天下。监管理念大转折“两年来我曾反复说，中国的金融问题主要是银行问题，而银行问题主要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在夏斌看来，四大银行的改革，2003年悄悄地有了实质性的推进。至少，央行和银监会等都在紧锣密鼓研究、策划、设计、协调，而银监会基于化解金融风险需要，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银监会成立以来，对银行的监管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从合规性监管转向风险监管，今年做得最突出和充分的是抓内控、抓风险、抓法人。在审慎性监管方面，银监会也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出台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并在加紧研究《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等。制定这三部法规，说明银监会在审慎性监管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审慎监管还体现在信息披露方面。夏斌认为，银监会不怕露丑、揭短，要求金融机构越来越全面地披露信息，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比如，不仅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而且还要求政策性银行、中小城市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同样按照国际公认的、较为苛刻的五级分类法，对不良资产加以分类并予以公开披露，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夏斌坦陈：“我始终认为，央行和银监会分家的成本很大，酝酿两年，到现在家还没分完，很多人民银行的县级支行还在等待工作安排。”他认为，在分支机构处理监管与货币政策分家问题时要实事求是。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江浙一个县的金融资产可能就相当于内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一个省。因此，不能教条地按同样的标准安排分支机构和人员的数量。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允许民营资本参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这个步伐应当加快，既要允许民间资本参与重组改制，也要允许民间资本参与新设立金融机构。这是发展趋势，也是对银监会提高监管水平的挑战，但是躲不开也不容回避的挑战。”夏斌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还强调了媒体作用。他说，中国现在的监管力量不足，需要更多地发挥自律组织和媒体的监督作用。这就必须做到信息透明。这方面证券界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应移植到其他金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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