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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明炜邹建锋
杨明生：
“农业贷款转非农业贷款”是必然
在12月27日“第六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中国农业银行行长杨明生将当前农村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三方面：一是贷款难，二是难贷款，三是农转非（农业贷款转为非农业贷款）。杨明生解释，“贷款难”从银行的角度看主要是难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担保难，二是农民几乎没有自有资本。因此，随着商业银行改革步伐的加快，农业银行对农民的贷款逐年减少，农行现在基本不承担对农户贷款。
过去，农业银行在支持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产业结构调整，相当一批乡镇企业倒闭了，而且多数企业没有任何处理价值。以前，农行的社会职责比较多，而随着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推进，“农转非”便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因为，既然把利润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资金就要脱离这些弱势产业，向相对有高收益的方向流动。杨明生透露，今年农行利润可以达到180亿，而其中60％来自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杨明生坦陈，在一些老工业基地，企业困难很大，亏损、挂账很多，企业很难找到有效担保。对一些乡镇企业、农户及种养业户，农业银行作为商业性经营机构不敢贸然进入，进入以后觉得很难出来，大部分的资金基本都沉淀下去了。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确实让人头痛。
温铁军：启动农村金融改革
在“农村发展与金融改革”专题论坛上，农业专家、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温铁军说，为让小农户得到扶持，政府一方面培育互助金融，一方面培育乡镇企业金融，试图打造一个符合乡镇企业发展需要和农户信用需求的金融体系。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忽视了我们仍是城乡二元结构，忽视了70％人口生活在农村的基本现实，而这部分人是不可能得到正常的信用服务的。尤其到了90年代后期，政府全面取缔非法金融机构，负面影响很大。任何一个金融机构今天被宣布是非法的，明天所有的信贷就全部拿不回来了，于是造成大量的合作社不良资产全部转化为基层负债，导致现在数以万亿计的不良资产无人买单。在这么庞大的债务负担下，无论想搞什么样的金融改革都比较困难。
温铁军认为，截至目前金融部门的所谓改革，实际上仍然是基于部门利益制定的改革方案。正规的市场化国家金融，就是大的银行系统根本不可能为高度分散的小农户提供信用服务，因为交易费用太高。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我们硬是要做违背常识的事，其结果就是今天的局面：金融或者资金作为一个经济要素在农村经济领域中极度稀缺，于是乎，高利贷大面积发生成了一个必然结果。
温铁军说，我们已进入了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困境当中，怎么从困境中解脱出来？难道仅靠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把农村信用社变成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就可以解决？难道仅仅放开民间金融就可以解决？当然不是。
温铁军表示赞同今年1月份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个重要政策——增强农民的组织化。如果不能组织农民互助，就不可能解决农民的信用需求。同理，农村的乡镇企业、农村的城镇化指望国家正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都是不可能的。
张晓山：应给民间金融以生存空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认为，任何一种制度创新和组织发明刚开始都是不合法的，应该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要素，政府要放松管制，赋予制度创新以合法性，为制度创新提供体制和政策上的保障。
他接着说，我们的民间金融本身没有生存的空间：高利贷猖獗，同时，8000多亿元邮政储蓄有6000多亿来自农村。在这种情况下，民间金融如何发育？因此，应该给各种金融形式一个发展的空间。包括农民的内部融资，都应赋予其政策上的合法性。不给制度创新赋予合法性，这个制度怎么创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可以消除对生产力束缚的政策就是好的，反之则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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