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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
读中外企业家传记时总觉得，中国一些企业家太重要也太辛劳了，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处理，一人成败决定企业存亡，繁重的工作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甚至累死在岗位上。再看外国企业家，潇洒得很，掌管ＧＥ的韦尔奇居然还有时间搞了三次耗时费力的婚变。企业家劳累与潇洒的背后是企业人治与法治的差别。
人治的企业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企业，或者说是由一个人的能力专制的企业。这种企业也会有制度，但制度体现了专制者的意志，是制约别人而不制约他的。这正是哈耶克所说的“专制之下无法治”。这种企业也许有董事会之类的机构，但形同虚设，决策由一个人作出，几乎大小事都由一个人说了算，这个人甚至会成为企业的神，他的“语录”作为最高指示，他的思想观念体现在企业的各个方面，企业成了人的化身。
法治企业是按一套规定的制度运行的企业。这种企业也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企业家，而且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的作用与权力是制度赋予的，而且要受制度的制约。在制度面前，他和其他人是一律平等的。在这种企业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所有人的职责都由制度安排所决定。重大决策的出台和发挥作用有制度所规定的程序，日常工作与协调按制度运行。在企业实行法治时，每个人都明确自己的权责利，企业家不用事事亲为。
这两种企业发展的结果是不同的，人治企业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个人。一个能人会使这种企业兴旺，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个人就没有企业的成功。但由于没有人能制约这个人，所以，他的失误也会致使这个企业失败。在人治企业中，人在企业在，人亡企业亡，几乎成为一个规律。历史上典型的人治企业的例子莫过于福特汽车公司了。福特公司由亨利·福特一手创建，应该承认，福特的确是一个汽车天才，懂技术、懂经营、有思想、有胆识。他提出汽车进入家庭的观念，发明了高效实用的Ｔ型汽车，并发明自动生产线，实行效率工资，使汽车价格由最初的4700美元下降到1914年的360美元。汽车成为普通交通工具。他不仅造就了一个福特公司，而且造就了一个至今仍然兴旺的汽车行业。在福特公司，福特绝对是独裁者，一切由他说了算。当通用公司等企业致力于汽车的舒适化、多样化、个性化时，福特坚持生产单一的Ｔ型汽车，拒绝任何人的意见，甚至在别人研制出新型车时，他亲手毁掉了这辆样车。由于福特的顽固，福特走了下坡路。
法治的企业可以靠一套制度来纠正个人的错误，即使最高领导人作出了错误的决策，也有一套纠错机制。这样，个人可以退出或死亡，但企业可以依靠制度而长青。任何人都是企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零件坏了可以换，但整部机器仍在正常运行。康柏公司正是靠制度获得了新生。上世纪80年代起步的康柏公司在ＣＥＯ罗德·凯宁的领导下取得了不凡的业绩。他们高质量的手提电脑与高速、大容量的微电脑曾风靡一时。公司成立5年后销售额突破10亿美元。但当80年代末，电脑开始普及之后，凯宁顽固地坚持高质量、高价格，反对低价、大批量普及的潮流。这时，董事会决策制度发挥作用，撤掉了顽固不化的凯宁，康柏又走向新生。
对比这两种企业可以看出法治对企业的重要性。一个人无论多伟大也不能不犯错误，人治企业无法消除个人错误引起的恶果，而法治企业有消除这种错误的机制。
强调法治并不是否认天才企业家的作用，而是强调，个人要依靠制度起作用，并受制度制约。企业由人治走向法治是一个过程。在企业的起步阶段，人的作用更重要，一个成功的企业开始时更多靠的是能人，但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从人治走向法治。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是企业关键的转变。如果不能完成这种转变，企业最终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只有在完成这种转变之后，企业才能走上发展的正道。
中国是一个人治传统悠久的国家，这一点也体现在企业中。那些对企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或者是民营企业的创始人，或者是使国有企业由小变大的强人，他们受到员工的真心尊敬甚至崇拜。这时他们往往会神化自己，或被别人神化，成为至高无上的独裁者，也许喜欢独裁是人的天性，这种天性在群众崇拜的环境中就变为现实。许多企业也正是在这时开始走下坡路，而企业家往往还陶醉在过去的辉煌中。这正是许多企业短命的原因。
从企业的人治走向法治在于企业家本身。像福特那样顽固地坚持人治，除非他去世，否则是没有办法的。成功的企业家要主动把人治企业引向法治企业，甘愿接受制度制约，放弃个人的独裁。能否如此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修养。从这种意义上说，企业家的修养有多高，企业就能做多大。（7）
（本专栏每周一刊出，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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