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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海昀
展览业在冒虚火记者：目前中国展览市场很热，但整个产业效益却很低，似乎有些冒虚火？梁文（见右图）：没错，这也是最近行业内关注的话题。目前中国是存在展览市场很热，整个产业效益却不高的矛盾现象。我想，从根本上讲，造成这一矛盾现象的根源还是出在了产业结构上。因为只有产业结构性的矛盾，才会造成社会资源不合理的配置，造成社会
资源的浪费，进而形成市场很热、效益不高的矛盾现象。市场很热，说明我们投入了很多的社会资源；效益不高，说明许多的社会资源在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中没有产生效益，而是被白白地浪费掉。尽管中国的展览产业还正处于成长的阶段，但它结构性的矛盾却已经凸现出来。记者：造成这种结构性矛盾是否有它的历史生成原因？梁文：应该有。新中国的展览产业，脱胎于20世纪50年代的成就展和友好国家的来华展。当时，展览是政府行政部门的事业，而不是产业，这主要与我们国家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关。既然展览是事业而不是产业，那么，当时展览追求的效益就不是经济的效益，而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考虑得更多的是政治的、社会的因素。由于展览没有了追求经济效益的动力，自然也就不会在社会资源如何合理配置并产生效益上有更多的考虑。记者：现在展览市场体现出来的政府意志仍然还是很明显。梁文：现在，我国的展览企业虽然已经开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但是，“展览是事业而不是产业”的观念仍然在一些机构和个人的观念中挥之不去。展览场馆中还是一种“事业单位”，它首先要体现的是政府某些部门的行政意志，而不是按市场规律进行经营。目前中国展览场馆饱和甚至局部过剩的现象，就是因为这种“事业”的观念在背后推波助澜。记者：都说我国的展览业门槛很低？梁文：为什么中国展览业的门槛会很低，会有那么多的展览机构，从根本上讲，就是它追求粗放式和外延式增长的结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展览业在中国的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当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粗放式的、外延式的增长，这样宏观的经济环境决定了中国展览业当时走的也是一种粗放式、外延式的增长道路。这种增长模式追求的是绝对数量的增加，而不是经济总体效益的提高。社会资源不合理的配置被轰轰烈烈的数量增加所掩盖。后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以粗放经营为主向以集约经营为主转变，由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向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变，这是我国经济增长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客观要求。但是，由于展览市场竞争的不充分，在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过程中，展览产业相对落后于中国的其它经济产业，进而加剧了中国展览产业结构性的矛盾。正是这样的历史原因，造成了中国展览产业尽管目前处于新兴的、成长的阶段，却也有了产业结构不合理这样深层次的矛盾。记者：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实表现有哪些？梁文：中国展览产业结构性的矛盾，其主要根源在于产业内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其主要表现是竞争主体过多、竞争秩序不当。事实上，只有按市场规律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效率。只有有了市场经济，才会有真正的展览产业。
我国展馆利用率仅在10%-30%记者：现在国内掀起一股建场馆热，似乎一些城市将此变成了政府的形象工程？梁文：现在，中国展览产业资源配置不合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一些部门在这个产业中作用过大，它们常常动用行政的力量和手段，参与到产业资源的配置中来。在中国，许多展览场馆的建设更多的是体现了当地地方政府的意志，它变成了一种“政绩”行为，而不是一种满足产业自身发展需求的市场行为。虽然展览场馆是一种公共产品，它需要由政府部门来兴建。但是，它需要政府用经济的手段，按市场的规律来办事，需要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现在，地方政府在展览场馆建设上热情高涨，以为只有有了高规格、大规模的展览场馆才能兴办高质量的展览，才能发展起当地的会展经济。有的城市，竟然先后建成了好几个新的大型展馆。在北京，未来5年中就计划新增展览场馆面积50万平方米。但是，场馆并不能创造市场，占有市场才能带来场馆。展馆建设的过多、过快，超出了市场的需求，就必然要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在一个城市，往往只需要一个真正的展览中心，这就是经济学中的“路灯原理”——过多的路灯，并不能提高城市照明的效果，而只是在浪费资源。记者：展馆的利用率达到多少才算合理？梁文：对于单一的展馆而言，它的利用率在达到60%—70%时，才可能发挥出最佳的市场效益。但我国展馆目前整体的利用率仅在10%—30%之间，这其中社会资源的浪费显而易见。展览场馆的过剩，不仅在它的建设期就造成了资金、土地等资源的浪费，而且在展馆的经营期也造成了市场的恶性竞争、产业总体收入的锐减。许多新型的现代化展馆由于物业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费用过高，相继陷入到惨淡经营、勉强维持的境地。记者：在目前中国的展览市场中，展馆以外的市场竞争主体如组展公司、搭建公司等同样是过多、过滥。梁文：对呀！现在组展商、搭建商、物流公司等服务于展览产业的公司非常之多。许多的公司规模不大，市场竞争实力不强，形成了整个展览市场低水平的过度竞争，严重影响到中国展览产业的产值规模。现在的搭建商中，大部分只能从事装修类的小活，不能承接大型特装展台的大活。而在韩国，只有40多家有实力的搭建商才具有进入汉城展览中心的资格。我国的组展商同样数量繁多。全国现在一年有2000多个展览，但许多展览的规模都在1万平方米以下。组展商的过剩，使得许多的公司和机构把大部分资金和精力都放在了拉展——拉参展商的事情上，而无暇顾及对展览专业观众的组织。在上海，有一家展览公司先期投入50万资金用于展览会的前期宣传和专业观众的组织，这在中国目前的展览市场中已显得较为少见。其实，只有这样的投入，这样的配置资源，才能保证一个展览会的健康成长。中国展览产业中市场竞争主体“低门槛”低存活率和低水平的竞争力，其实是以牺牲整个产业的产值规模为代价的。我国的展览会和展览公司数倍，甚至是数十倍于国际上的展览强国，而整个展览产业的产值规模不及人家几分之一，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即在于此。所以，只有有效地规范市场中的竞争主体，对中国展览产业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优化，才能不错过中国展览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才能保证整个产业持续健康地发展。记者：那么您认为规范市场，调整产业结构应怎样做呢？梁文：我个人认为，中国展览产业的结构调整应该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为最基本的目标。这也是任何一个产业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时都要追求的目标。但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展览产业而言，其产业结构的调整，还应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资源使用的效益，把提高整个产业的产值规模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扩大产值规模，应成为调整中国展览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目标。记者：要采取怎样的方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梁文：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同时也要加强政府部门对整个产业的引导，以帮助中国展览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这个新兴的展览市场中，现在有许多最基本的市场秩序需要建立和完善，这其中包括市场经济中的主体秩序、法律秩序、价格秩序和道德秩序。在中国现阶段的展览市场中，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展览业一方面有了暴利产生的可能，一方面又加剧了市场的恶性竞争。因此，中国展览产业的结构调整还要以建立市场秩序、制定行业标准、加强行业自律为其中的主要目标。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手段上，主要包括：合理控制展馆建设；强化组展功能；提高展览业的技术含量这3个方面的工作。
展馆高速建设留下许多后遗症记者：在德国的慕尼黑，一个展馆建设的前期论证曾花去了13年的时间。但是，在我国，展馆建设常常是半年论证、两年施工，有的展馆建设甚至还远远少于这样的时间。这样的“高速度”也遗留下许多问题。梁文：据有关机构提供的资料，我国可供展览的场馆面积很快突破170万平方米，其发展规模及速度已超过许多展览大国。但是我国场馆的利用率普遍偏低。北京可供展览的面积约11万平方米，去年全年出租面积约为1400万平方米，全年场馆利用率约达35%。这些数据说明，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展览龙头城市，场馆的经济效益远未达到最佳的水平。现在中国一些地区的某些展馆的转行已经势在必行，因为展览市场要求展馆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些展馆或硬件设施老化或位居闹市，交通条件不好，已不适合办展。现在有的展馆就已经“转行”为证券营业厅或商场。展馆的存量调整还表现为随行就市。上海展览馆（现更名为上海展览中心）由于地处城市中心，不方便大型的物流运输，它就更多地举办了轻纺、珠宝、房地产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展览。在展馆的调整和转行中，地方政府部门应该要尊重市场规律，建立起展馆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同时场馆经营者不能不顾市场需求，在展馆的经营上一厢情愿。其实，在中国展览产业的结构调整中，对于展馆的合理控制，一方面就是表现为对增量控制，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存量的调整。
鼓励民企进入组展商行列记者：除了场馆，组展商之间的重复办展也影响了展览市场的规范。梁文：你说得对。一个结构是否稳固，关键在于该结构中最大受力点是否稳固。其实在整个展览产业中，组展，才是产业链结构中最大的受力点。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就必然要强化产业链中的这一受力点。成功地组织一个大型展览，组展商必须具备几个基本的条件：较好的行业背景、充裕的资金基础、通畅的市场渠道。现在，有不少组展商是一些协会和政府部门的翻牌公司。这样的组展商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中，如果这样的组展商不增强自身的竞争活力，还靠准行政的特权吃饭，不仅将会被市场淘汰，而且也影响了中国展览产业结构的优化。我们应该以资本和市场为纽带，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方式，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形成高效和有竞争实力的市场主体，实现规模经济。同时，要鼓励民营企业的进入。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组展商的行列，能够促进展览市场的充分竞争，进而促使中国展览产业的结构更加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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