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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增长杠杆49版
——访社科院宏观室主任袁钢明研究员
本报记者胡莹北京报道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消息，我国2003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将大体保持前三季度的水平，全年经济增长率将在8～8.5%之间，2004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仍将稳步上升，将达到8%以上。
回首2003年，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宏观经济领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挑战，而我们国家掌控宏观经济的能力也在历练中得到明显提升，并最终交出了令全世界侧目的答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袁钢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政府掌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大加赞赏：“今年将防范通货膨胀放在了一个较为宽松的范围里，没有因防范通货膨胀造成经济下滑。”
袁自1985年进入社科院工作以来，长期关注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并做了大量的研究。就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热点问题以及未来宏观经济走向，袁钢明研究员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国家宏观掌控能力提升
《21世纪》：2003年即将过去，与往年相比，您感觉我们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袁钢明：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政府敢于应对经济加速增长可能带来的经济过热或是通货膨胀风险，这体现出国家宏观经济掌控能力的提升。
我国经济有很强的增长潜力，但是也存在着随增长加速而增大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风险。前几年，之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并不是真的上不去，而是因为害怕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经济过热风险和经济增长速度一齐被人为地控制了下去。
比如说，2000年和2001年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已经出现了一次回升，同时伴随出现了货币和投资增长速度加快，特别是企业市场性投资增速加快，消费价格指数出现上升。当时通货紧缩压力还没有消除，消费需求不旺，离通货膨胀还很远，但政府还是决定收缩货币，结果造成了经济增长、消费、投资、价格的全面下滑。
今年和2001年的情况很相似。2001年6月、7月的时候消费价格指数达到1.5%和1.7%，今年10月、11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分别达到1.8%和1.9%。但政府今年没有立刻紧缩，从消费价格指数上升到超过1%以来，政府一直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量和贷款增长速度没有压低到20%以下。最近还采取了放松货币的政策措施，这种做法完全不同于前两年。
《21世纪》：这种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似乎显得更为大胆，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等问题放松警惕？
袁钢明：首先明确一点，这种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并不是盲目的大胆，而是在宏观调控能力提高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和正确的选择。
1993年，我们是在通胀已经达到很高、物价指数上升到10%以上的时候，才去采取收缩措施。2000年和2001年，我们是在物价指数还很低、通货膨胀还很远的时候，就过早过强地收缩货币。以前的这两种对待通胀的做法不是过晚就是过早，显然都是不合适的。
现在，随着政府对通胀及其防范成本的了解程度加深，其应对能力也随之提高，比过去灵活、从容。从今年初开始，随着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价格指数从负数一变而为正数，有些价格指数上涨明显，比如钢材、粮食等价格上升势头很猛。在这样的现象面前，政府没有像前两年那样马上大力收缩。政府愿意以承担可接受的通胀风险，采取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以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21世纪》：刚才您提到了“可接受的通胀风险”，那么，这个“可接受”的界限在哪里？如何判断某一通胀水平是否“可接受”呢？
袁钢明：我说的“可接受的通胀风险”是指宏观决策部门对价格上涨的可接受程度。显然，把“可接受的通胀风险”定在价格上涨1%是不合适的。今年，“可接受的通胀风险”的价格上涨警戒线已经上提，现在消费价格指数很快就要上升到2%了，政府还没有采取严厉的收缩措施，表明“可接受的通胀风险”至少在3%。
宏观决策部门制定可接受的通胀控制目标，要在经济增长、居民就业、收入增长与通胀矛盾利弊关系中多方权衡，不能不顾其他，单单追求把通胀风险压得越低越好。广大普通居民对价格上升的可接受态度是政府确定可接受通胀风险的重要依据。
从2001年和今年情况看，在价格指数上升2%的时候就采取预防通胀风险的收缩措施，很容易退回到通货紧缩。也就是说，价格指数上升到2%～3%的时候还不足以进入远离通货紧缩的安全区。如果可以确定价格上升得稍微高一些宏观经济整体状况更好，比如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到3%～5%，居民就业和收入得到很大改善，居民生活基本消费品价格上涨不厉害，居民实际生活没有受到什么不利影响，宏观政策有把握将价格控制得不进一步上涨，广大居民可以接受，那么可接受的通胀水平就可以定得再高一些。
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经验
《21世纪》：扩展到全球来看，其他国家有这方面的类似经历吗？
袁钢明：美国上世纪90年代曾经执行过一种可接受的适当通胀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美国的IT产业飞速发展，资本市场持续高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消费价格指数一直在3%～5%，即使去掉能源和食品后的核心价格指数也常常处于3%的水平，这种宏观政策和经济增长相对来说存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风险，很容易受到批评和指责，风险责任很大。但正是因为美国实行了这样一种需要承担较大风险责任的宏观政策，使得美国经济在1995年和1996年好几次要掉下去的时候，又回升了上去。美国愿意承担价格上升幅度相对较高的通胀风险，把消费价格指数上升3%～5%看作是一种可接受的通胀水平，实行宽松的货币和资本市场政策。同时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不与货币和资本市场争夺资金，既降低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运行成本，使之高效率运转，又不使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过热风险增大，从而实现了宽松货币政策下无通胀或轻微通胀的经济高速增长。
但是美国的上述政策并未坚持下来。到了2001年“911事件”之前，美国开始实行防止经济过热的紧缩政策，随后，经济增长就开始下滑。
有人认为美国经济下滑，是其经济高速增长很长一段时期后的必然回落，也有一些人认为是由于不适当的紧缩政策造成的。我认为后一种看法更有道理。如果美国不实行承担一定风险的宽松宏观政策，经济早在1995年以前就滑下去了，到2001年美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宏观调控部门承担的风险责任很大，反对的声音很大，不想再担当下去了，干脆见好就收，采取了10年来没有过的紧缩措施，结果很快造成经济下滑。试想，如果美国继续采取积极宽松的宏观政策，让新技术和资本市场推动美国经济潜力充分发挥，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还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通货膨胀也仍然可以控制得住。
半热半冷的宏观形势
《21世纪》：您如何看待目前宏观经济中的“冷”和“热”？
袁钢明：现在宏观经济整体半热半冷，投资过热，消费过冷。我个人更看重消费过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消费需求过冷所反映的宏观经济状态更为真实。因为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判断需求状态主要应当以消费为标准。具体来看：
首先，现在投资很热，消费很冷，投资不是消费需求拉动起来的，更多的是投资拉动起来的。
其次，现在部分投资品价格上升，不是总体投资品价格上升，也不是投资整体过热，更不是经济整体过热。投资热集中在少数热点上，与对少数高额消费的期待有关。大多数居民收入和总体消费需求上不去，少数高额消费对总体消费及投资没有多大意义。
第三，经济是否过热主要用消费价格衡量，但是现在我国用来衡量经济热度的消费价格指数不太合理。今年消费价格上升中食品价格上升影响很大，但食品价格上升并不是居民消费需求上升拉动起来的，不表明宏观经济的升温。
《21世纪》：在消费尚未启动的情况下，我们却清楚地看到消费品价格涨了起来。对此，您怎样看待？
袁钢明：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对宏观经济冷热状态的误判。消费需求还很冷，投资却热起来了，消费需求还没有起来，消费物价指数却起来了。从投资和消费物价来判断，自然会担心经济过热，但如果采取收缩措施，就会造成消费未起先落，经济下滑就会随之到来。因此，应当特别关注消费需求的变动情况。
如果当前这种投资高速增长能够被随后的消费上升所吸纳，那么这种投资上升就可以成为有效的上升。但是现在情况不是这样：第一，投资热不是以居民消费和收入增长上升预期为依据启动起来的，而是由眼前的少数投资热点掀动起来的。第二，目前看不清楚这种投资上升能够带动起消费。
在消费需求没有上来的情况下，目前这种消费价格上升我们用不着过分担心。石油、钢材等投资品价格上涨得很高，是投资热拉动起来，这种价格上涨可以推动生产企业的投资领域，造成生产企业的成本上升，很难推动到消费领域，除非某些领域里强迫消费者接受高价格，如最近流传的飞机票涨价。
此外，竞争领域中消费需求不足，即使企业成本涨上去了，消费价格也涨不上去。比如，今年钢材涨价，家电厂商本来以为可以用家电涨价的办法把上涨的成本转移给消费者，结果消费者不买账，谁涨价消费者就不买谁的货。
拉动经济的突破口在消费
《21世纪》：通过上面的分析，您认为在未来，我们的宏观政策应该做些什么呢？
袁钢明：我认为，既然拉动经济的关键和根本在于最终消费，那么我们现在宏观政策的关键不是拉动投资，而是要拉动消费，重视居民就业和收入，通过改善就业和收入来拉动消费。消费上升启动起来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热度上升才是真正的上升。而且只有居民就业、收入及消费的上升，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给老百姓实惠的经济增长。只有投资的高速增长而没有人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即使没有通货膨胀也是一种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增长。对人民没有实惠的增长，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增长。
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起到了一半的作用，即拉动了企业市场性的投资，替代了原来依靠财政资金扩大投资的状况。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货币的增加，还没有对消费和收入等真正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起作用，所以应当对有利于增加就业和劳动者收入的投资提供贷款和融资支持，才可以通过贷款和货币的增长带动消费和经济的有效增长。
具体怎么做呢？我认为，与其把财政用来投资，接着投资所得再去投资——这样的“虚涨”，是没有意义的——还不如把财政资金用来改善就业、提高收入，比如，最近提高公务员工资，就是很好的开始。此外，还可以用以农业税费减免和农民向城市的转移。收入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拉动消费，从而促进经济的真正意义的增长，这才是我们当前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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