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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制造业产能过剩暗藏贸易战隐患
本报记者钱琪香港报道
一个人发烧了，所有人都明白他的状态。
而经济过热了，明白的人都为此争论不休，因为经济分“局部”还是“全面”症状各异。经济学家们也如会诊的医生，争论此起彼伏。
瑞士银行第一波士顿亚州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较早开出“无通胀过热”的方子，现在他提出将“无通胀”三个字去掉，而换以“经济全面过热”——这是一个激烈的观点。
他解释道：“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投资过热，带来制造业产能全面过剩以及新一轮的不良贷款的产生。”
制造业产能过剩
《21世纪》：看一个社会经济体，判断它是否全面过热的标准是什么？
陶冬：可能是消费过度，投资过度或政府开支过度，而中国这次过热表现在几年后制造业产能的极度过剩。
中国制造业的扩张是全方位的。我刚刚在国内走了一圈，举个例子，化工行业，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浙江、江苏等地，上下200-300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遍地开花。
最明显的是钢铁产业，中国现在钢铁生产量是2亿吨，中国对钢铁的需求现在是2.3亿吨左右，2003年前10个月钢铁进口量为3100万吨。现在扩张的钢铁企业都盯着这3000万吨。
身处这个行业的人并不认为投资已经过热，因为都卖的出去。但实际上，现在是在需求的顶峰和供给的相对谷底，需求最强劲的时候，今天能卖得出去，不代表3年以后还卖得出去，今天的价格也不代表3年以后的价格。
产能过剩的情况在很多行业都存在，估计产能短期会翻一番的行业包括钢铁、电解铝、汽车、手机、聚乙烯、纺织、纺织机械、港口集装箱等。其它产业产能不至于翻番，但不少也会涨20-50%。
《21世纪》：你认为中国经济过剩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陶冬：2-3年以后，以现在的扩张速度来讲，中国大量产业会出现产能过剩。中国在今后10-20年期间，需求增长的非常快，但产能增长的速度可能要远快于需求的增长。如果没有新的进一步的产能增长，供需在2010年也许会重新平衡，但在2005-2006年肯定会出现一次相当规模的产能过剩。一些经济学家说中国的需求刚刚开始，今后还会相当强，我认为从长远来讲，没有错。但是经济发展有周期性规律，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变动是一个规律，挑战这个规律就象挑战地心引力，跳得越高摔的越重。
《21世纪》：这听起来有一些危机的意味。
陶冬：目前还谈不上危机但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目前中国制造业产能的扩张和90年代东南亚的扩张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货币发行增长严重超过GDP加上通货膨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25%以上、实施固定汇率、外资大量涌入、房地产泡沫此起彼落，这和当年的韩国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应该警惕，极度的信贷扩张必然会带来极度的投资，如果这个投资不能够产生合理的回报，那就是一个投资泡沫。
中国制造业这轮产能扩张与韩国、东南亚危机唯一不同的是，当年韩国、东南亚固定资产投资用的是外债——外国信贷，而我们这一轮的投资主要用的是内资，是国内信贷。即便是外资也以直接投资为主。如果用外国信贷，那外国银行一抽银根，就死定，就会出现一个急性爆发的“猝死”现象；而中国的信贷扩张归根到底是国内信贷，相对来讲政府在中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控空间和干预能力。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中国就不存在一个类似东南亚当年急速扩张所带来的投资泡沫。
银行面临挑战
《21世纪》：你认为经济过热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陶冬：我认为目前的投资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有一段调整。投资增长过快反映出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是信贷增长过快、货币发行过快(这涉及到人民币汇率问题)；另一个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
去年和对冲基金经理聊天，他说有两个稳赚不赔的炒法：一个是美元兑日元，一个就是原材料价格。而世界原材料价格提升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大量进口。
中国的很多投资都是2002年的第四季度到2003年的二、三季度上马的，而且很多一开工就演变为骑虎难下的局面：不收缩，产品滞销变不良贷款，收缩则变成不良资产的速度更快一点。
过热投资如果不及时制止，长远来讲即有可能产生新一轮的不良贷款，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及今后2-3年内金融体制的改革攻坚战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21世纪》：中国银行体系将再次面临挑战？
陶冬：银行是这一轮过度投资的主要支柱。从90年代后期到2002年4季度，银行在信贷上实际很小心，但也相对带来企业投资不足的现象，在这之后出现了一个爆发性的信贷扩张，2002年4季度已经开始。
当然外资投资也是产能投资的一部分，尤其汽车行业很明显是外资炒起来的，石化行业外资也涌入不少。但外资充其量只占到总固定资产投资的10%，剩下的90%还是来自中国的银行体系。
《21世纪》：投资降温，看来要从银行入手？
陶冬：信贷扩张有几个原因，除资本价格扭曲和银行自身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人民币政策造成的，大量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顺差以及国际热钱的流入，而汇率不变就导致货币发行失控。央行在债券市场上为此作了一定的对冲，但效果不是很好，债市规模有限，对冲能维持多久也不清楚。实际上如果人民币政策不变，压货币发行有一定的难度。而中国的投资对息口一向不太敏感，加息也未必管用，我认为在不影响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人民币应该加快向盯一揽子货币转移，适当时候不妨适度升值。外汇政策是货币政策的一部分，处理不当不仅贸易受影响，国内经济也受影响。
《21世纪》：中国目前是否存在通货膨胀问题？
陶冬：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目前是3%，但这不需要担心，中国作为一个以制造业为重心、服务业急速扩张的发展中国家，通胀在5%-7%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但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实际上现在已经到了瓶颈状态，这个问题对今后中国经济的走势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贸易战暗中升温
《21世纪》：中国的这一轮经济过热对国际贸易、国际政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陶冬：短期中国需求呈急速扩张态势，这体现在下到国际原材料市场中的大单子上。世界经济在2002年增长率为2.7%，其中中国贡献了1.1%美国贡献为0.6%。如果没有中国需求各国的日子肯定更难过。
但中期中国则是产能过剩。这一轮的过度投资和过去几次的投资不太一样。过去基本上是以房地产为主，象当年的深圳、海南岛；而这一轮投资扩张中，房地产业只是一个分支，主旋律是制造业的产能扩张。
某种意义上讲制造业是一个“可贸易”产业。产能过剩，至少比房地产多一条出路，就是外销(外国说倾销)。比如DVD产能过剩的最终体现是美国人只花29美元就能从沃尔马搬一台中国DVD。
这有两层含义：一是一个产业如此扩张后肯定有人要垮掉。松下DVD20年前很红，现在没了，索尼DVD也不赚钱。
第二个可以预见的是3年以后的贸易战要比现在大得多。全球钢铁产能在过去10年间的增长是零，而这期间中国钢铁产能增长了3倍。以目前的扩张速度来看，3-4年后美国钢铁业将全部被封杀，欧洲的钢铁业会全军覆没，日本和韩国的钢铁业能够活下来，但利润率会急速下滑。2010年中国将从一个汽车进口国变成一个汽车出口国。钢铁业、汽车业在美国国会里势力非常大，当底特律、芝加哥感受到中国的威胁时，贸易问题就会进一步成为政治问题。
中国的投资热和贸易热是全球化趋势的一部分，有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影响，但之后所带来的全球性就业机会的再分布则是政治性现象。从企业来讲，为得到最大利润，一定会选择成本便宜的地方设厂，这也是过去10年来中国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企业(FDI)大增的原因。
从经济上来讲这是符合逻辑的，但经济和政治并不在同一平台上。在美国选举中，摩托罗拉没有选票，中国的袜子也没有选票，而美国在制造业上丢掉工作的，以及在媒体上看到就业机会消失的上亿美国选民有话事权，带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两者之间的对立。
2004年中国经济软着陆
《21世纪》：我们再回到中国自身的问题上，中国经济发展瓶颈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陶冬：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部分原材料可以通过进口解决，但有些东西却未必能进口，比如说电力、交通。中国是煤炭第一大生产国，而现在煤炭都供不应求，原材料、能源、电力、食品、交通等这些因素都会对明年的经济产生制约，出口利润大幅度被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所侵蚀，出口商们花在找船位上的时间比他抢订单的时间还要多，这就是瓶颈。也就是说新一轮经济扩张尤其是固定资产的投资扩张已经到了和出口、消费等国民经济命脉争养分的地步。
《21世纪》：你认为政府应该如何帮助中国经济突破瓶颈现象？
陶冬：估计政策的主旋律还是以不变应万变，积极财政政策、稳定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等。短期之内，政府收紧银根的可能性不大。但估计信贷在2003年第4季度因年中检查下滑后，在2004年上半年会出现新一轮扩张。但瓶颈现象的出现将使得经济无以为继，出口面临大幅滑坡，2004年中经济政策上出现调整的可能性我认为是相当大的。2004年软着陆是政策上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过度投资现象还没有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政府目前还有比较大的话事权。同时全球经济是处于一个上升的周期，不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来讲，中国经济开始降温还不至于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收一收，距离2008年的奥运会、2010的世博会还有足够的时间，经济可以进入新一轮周期。
《21世纪》：软着陆将在中国带来什么样的经济表像？
陶冬：软着陆并不是要把一切都降到零，而是拉回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比如说最近信贷的增长稍微出现了一个下滑趋势，从21%降到20%。但这还不够，信贷增长应该控制在15%以下，货币发行应该控制在16%-17%，这是让人感到比较安心的数字。在这个情况下电力、交通等基本上可以和经济的扩张同步增长。
《21世纪》：作为经济学家，请为我们描述一下未来2年的中国经济状况？
陶冬：投资的硬着陆，GDP的软着陆，消费的不着陆，这是今后2-3年内最可能出现的现象。
中国经济未来三道门槛
《21世纪》：高盛发表报告，预期2039年中国经济将赶超美国，这听起来很鼓舞人心？
陶冬：中国经济的前景非常乐观，这点没有人怀疑。但我不赞成直线式的预测，因为中国经济今后还有三个比较大的门槛：第一个是金融改革，做得好不好，结果完全不一样，今后2-3年这个槛已到了非迈不可的地步；第二个是从出口到内需的一个转型，这个槛日本没有迈好，如果在1980年按照线性预测，预测日本经济，现在日本经济应该已经超过美国了。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转型可能比日本要容易一些，但这仍然是个槛；第三个是2020年前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以目前的中国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2020年就会出现劳动力捉襟见肘的现象，社会负担以几何级数上升，需要提高社会生产率和转变经济结构来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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