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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汪涛上海报道
西方圣诞节的气氛掩饰不了跨国投行对中国市场的青睐。“近几年国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跨国投资银行参与了大量工作，但未来的机会更充满诱惑力”，圣诞前夜，高盛(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对记者表示。
对于意欲中国扩张的跨国投行来说，争夺机遇意味着争夺财富。2003年12月18日，上海新锦江饭店内高朋满座，上海市国资委、全国各地产权交易所、跨国中介机构济济一堂，为即将开业的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揭幕。
摩根大通亚太区一行人也匆匆赶到，中国区投行部总经理方方代表摩根大通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签定了一份策略性协议，协议的内容很清晰，双方将在今后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的产权交易中合作，摩根将优先为并购企业提供财务顾问，用摩根的话说，他们可以全方位的参与上海乃至全国的国资改革。
如此情景只是一个缩影，2003年里，高盛、瑞士银行、摩根斯坦利等跨国投行在国资改革过程中的身影随处可见。
跨国投行频频出击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无疑是一块巨大的蛋糕。
据上海市有关领导介绍，2002年上海市产权转让交易量达到2246亿，在2003年一月到十月已经突破2600亿，2003年可能突破3000亿的交易量。
其中国有资产转让占据了相当部分。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作为与联交所签订策略性协议的唯一跨国投行，摩根大通今后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前往上海宝钢集团的途中，方方谈了对结盟联交所的感受。
方方表示，通过产权市场的有效运作，上海国有资本正在形成一个与社会资本联动的“有进有退，能进能退”的机制。虽然这是一个非排他性的协议，但面对上海联交所每年3000亿的产权转让，摩根占据了主动。
而另一家国际投行高盛则刚刚完成中银香港的股权减持。
2003年12月15日下午中银香港发布公告，公司向投资者出售10%股份，每股配售价13.70港元，配售使中银香港流通股比重从24.05%增至34.18%。高盛作为联席协调人之一主导了这次亚洲迄今最大的大额交易。
12月24日，记者和刚刚从北京赶回香港的高盛(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先生通上电话。
从正式停牌到交易结束，短短12个小时，中国银行通过市场减持获得19亿美元，胡祖六介绍，从改善中国银行资产质量的角度出发，事实上达到了国有股减持的目的，同时增加了中银香港的流动股，稳定了市场。据悉，在2003年9月底高盛向中银香港提出建议后，减持方案相继得到证监会、银监会等多个部门审批，直至大额交易减持完成，整个过程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
胡祖六认为，先试行几个成功案例，在没有太多问题的情况下，进行推广，国资改革的步伐可以走得更快。
从英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国资改革得与失的经验来看，国资改革做到公开、公平非常重要，借助资本市场是合理的方式，利用资本市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加强媒体监督，可以规范的国资改革的过程。
胡祖六认为，国有资产退出有很多途径，将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国有股二级市场减持上并不明智，减持很有必要，但不是短期的，应该是长期的过程。企业并购、引进战略投资者、IPO、ETF甚至仿照香港的盈富基金模式都可以达到国有资产退出的目的。在多种改革途径下，跨国投资银行可以利用他们的经验更有效地参与其中。
大手笔背后的谨慎
2003年前三季度亚洲区公司(不包括日本)并购交易总额比去年同期减少23%，交易金额达609亿美元，全球并购活动的交易额更是从2000年的3.4亿美元锐减至2002年的1万亿美元。
中国的并购市场却是一枝独秀，2003年前三季度取得1010宗并购交易，交易总额达123亿美元，排在112亿的韩国和71亿的中国香港之前，位居第一。
各大跨国投行普遍认为，客观需要促成了中国并购市场的迅速发展。
巨大的市场是最直接的诱饵，这是跨国投资银行愿意在国资改革中投入大量精力的主要原因，瑞银华宝中国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昌华认为，从产业角度来看，中国企业非常散乱，具体表现就是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低，形成不了规模效应，通过企业之间的兼并收购可以达到整合资源的作用。
效率低下已经引起各方关注，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并购部主管马宏涛介绍，政府已经领会到所有权与企业效率之间的联系，中央发布了许多指示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涉。
中国入世使提高国内企业效率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因为它们会面临外国企业的竞争。大量的国有垄断企业被强制分拆，以便在外国竞争者进入之前，增强其竞争力，马宏涛介绍，中国电信被分拆为北方及南方两个实体，以及对国家电力公司的重组，就是为了应对竞争的例子。
不过，记者接触的多位国际投行人士均表示，总体看来，国资改革对国内投行的意义更大，跨国投行选择项目时持谨慎态度，大部分并购蛋糕的获得者还是国内投行。
另外，非流通股一定程度制约了并购市场的发展。马宏涛认为，不同类别股份的地位和相应的监管法规各不相同，因而产生特殊的估值问题，在一项交易中涉及不同类别的多种股份是中国市场所独有的问题，而且这一现实使估值方法面临着独特的挑战。
陈昌华认为，从外资并购角度来看，外资方不愿意承当国有股减持带来的不确定风险。有关方面对影响因素考虑得过多，但对解决非流通股问题带来的效用似乎谈论得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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