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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贸易突围79版贸易突围·渠道谋变
本报记者师琰上海报道
美国东部当地时间12月22日，美国农业部特别贸易顾问戴维·海格伍德向路透社表示，中国方面已承诺，在2004年4月20日临时许可证制度到期之前两个月，将给予美国转基因大
豆永久进口许可。
除其它各项可以想见的因素之外，业内无人怀疑美国大豆协会对此事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而对黑龙江九三油脂集团总经理田仁礼来说，这条消息不啻晴天霹雳。中国大豆协会本有望成为第一家由企业主导而非政府自上而下组建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然而，2003年即将过去，原定9月之前成立的中国大豆协会仍未获批。
“太艰难了！”12月23日晚，两年来一直为此奔走的田仁礼在电话中对记者说，语气中透出无奈。
美豆商伐谋
田主张限制大豆进口、扶持本国大豆生产，是国内相关产业及理论阵营中的代表性人物。过去，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普遍质疑，是包括中国、欧盟等在国际贸易中借以保护本国产业的一张“王牌”。
九三油脂拥有东北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省的全部103家国有大型农场。田一直期望获得中央政策更大支持，充分利用东北大豆为非转基因产品的优势，最终使国产大豆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分庭抗礼。
但是，“美国大豆协会实在太厉害了”。田相信，美国大豆协会对于中国决策层官员及政府智囊的不断游说至今已取得相当成效。
事实上，美国大豆协会1982年即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20年来通过举办研讨会、帮助农民种植大豆等各种方式开展工作，为美国转基因大豆涌入中国市场苦心经营。一项未经证实的数据是，美国大豆协会每年在中国市场的活动经费就有8000万美元之巨。
这笔经费主要来自美国豆农，当地豆农销售收入的0.5%被提交各州大豆基金会，经提留后上交美国大豆基金会，由基金会为美国大豆协会提供活动款项。此外，美国大豆协会还可就海外机构拓展等项目向政府申请资助。
在美国大豆协会的三大基本任务中，除了代表美国农民游说政府、争取有利的产业政策，以及提供经费赞助科研、培育大豆新品种之外，首要的就是向全世界推广美国大豆。
“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在几十年后达到垄断。”美国大豆协会上兵伐谋的本事让田感慨万千。
事实上，已有不少实例可作为前车之鉴——美国豆商在巴西的策略，就是先对当地龙头企业“斩首”，取而代之，最终控制整个市场。如今，巴西大豆种植业已被美国经销商控制；日本、韩国的大豆业也在此策略进军下被冲垮。
中国大豆协会难产
在田和他的支持者看来，大豆是中国最有优势的农业产业，这场中美大豆之间的博弈也是中国农业能否顶住外来冲击的关键一役。
中国大豆协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诞生，首要任务就是维护中国大豆行业的利益。农业部对于中国大豆协会设计的是“民营、民管、民受益”的模式，以摆脱国内行业协会的沉疴。
不料，中国大豆协会卡壳在四部委会签环节。农业部、民政部、发改委都过了，但在商务部未能达成共识。后者不同意的第一条原因即：挂靠商务部的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下已有一个大豆分会，没必要重复建设。而一个事实是，在这个大豆分会里有重要影响力的几家沿海大型油脂企业，均以进口转基因大豆为主要原料。近年来，以东北大豆产区为原料基地的北方大型油脂厂与主要依靠进口大豆的沿海合资油脂厂之间竞争已成水火之势。
在田看来，一旦进口闸门过度放开，大豆产区油脂厂坚守不住，面临的就是倒戈或者消亡，对国内相关产业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一些业内人士的说法部分证实了田的担忧。有期货业资深人士指，不排除有人借今年国内大豆减产之机操纵市场，控制连云港交割库的入库量，通过期货市场影响现货价格，制造虚假需求，成为必须扩大大豆进口量的口实。
最终，中国今年进口美国大豆预计超过800万吨，价值20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大豆买主，年购买量占其大豆出口总量三成。今年美国大豆产量本为七年来最低，受来自中国的买单影响，出口却达到高峰，致其库存锐减至27年来最低点，价格随之戏剧性攀升。
根据中国汇易咨询网向记者提供的数据，12月份进口的美国大豆到港成本已高达3250元～3400元／吨，1月份到港的美豆成本还要高；而国产大豆目前产区收购价，是在2800～2860元／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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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新规明年出台？
与美国大豆协会那样帮助本国产业开拓国际市场一样，国外行业协会在国际贸易争端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最近的家具反倾销案中，正等待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初裁的海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建宇也不得不欣赏对方的专业能力。他是起诉书“黑名单”中26家深圳家具生产企业共同委托的8位律师代表之一。在美国家具制造商合法贸易委员会的组织下，美国家具制造商不断扩大自己的起诉队伍，筹措了500多万美元诉讼经费，通过律师与美国官方协调立场，最终成功将中国家具厂商推上被告席。而中国企业在东莞应对反倾销调查成立的“中国家具业反倾销应对委员会”，却只募集到150多万美元资金，用于游说美方等，而游说显然未能达效。
事实上，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独立中介组织，还可以做很多政府不便做而企业做不了的事情。
一位曾参与中国加入WTO谈判的原外经贸部官员曾私下向记者透露，中方的谈判对手往往是外国的行业协会，他们无需讲究外交辞令，可以自由辩驳；而中方因是政府身份出面，言辞不得不小心斟酌，对相关产业的理解和熟悉程度也难免逊于对手，故而交涉中大受其限。
而与国外行业协会相比，我国的3万多家行业协会仍缺乏帮助厂商打开国际市场的能量，甚至在国内也缺乏号召力。若不及时完善国内行业协会作用，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必受影响，政府也会受其所累。
2000年3月，中央机构改革将9个工业局转型为行业协会，当初拟定的计划是3年之后完全转型，到现在，这9家协会显然还没切断与政府之间的脐带。
与之相比，刚刚带领中国打火机行业完美抵制欧盟CR技术壁垒的温州打火机行业协会，却是民间自下而上组建的草根协会。它的成功，迄今“只是个案”。逐渐崛起的民间行会本身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很容易成为强势会员企业的操纵甚至牟利的工具。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认为：作为互益性公共机构，行业协会这种市场经济类NGO既不应被企业、也不应被政府所控制；而中国行业协会存在的两个典型问题正是“非政府组织的政府性”和“非营利组织的盈利性”。另外，虽从理论上也存在民间行会逐渐壮大，直至取代官办行会的可能性，但目前国家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中有限制竞争性条款，在对境外行业协会的管理方面更完全是个法律空白。由于各地市场发育程度差异太大，王名建议先从地方开始立法。
12月24日，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行业协会向民间化发展固然是努力方向，但现阶段要“注意步骤”；纯民间行会往往只能在一个区域内发挥好作用，能否承担相应政府职能尚需考验。
李还透露，自11月份以来，国家发改委与民政部已先后三次就加快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紧急磋商，“争取明年完成起草专门针对行业协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而其中《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将可能重新修订并颁布，社团组织深为诟病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上级主管机构的双重管理体制”将是着重考虑的问题之一。
本报记者 师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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