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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人力89版人力·底层
如果中国8亿农民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中国还能出多少天才
基础教育隐痛：“教授县”里的失学孩子
本报记者汪若菡北京报道
湖北蕲春。
这个近100万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先后出了800多名教授、博士，又被称为“教授县”——汪潮涌的“创业史”就是蕲春这些和教育有关的传奇中的一个。
15岁就考入武汉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的汪潮涌，经历了大通曼哈顿银行、标准普尔评级公司和摩根士丹利这惊人的三级跳，顺风顺水地成了信中利公司的老板，成了中国最活跃的风险投资人之一。
汪潮涌这样描述自己在蕲春县张榜镇1971年开始的读书生涯：“我在村里上的小学，在镇上上的初中，高中考到了蕲春县一中——也是三级跳。”这种跳法是当时客观环境的产物，蕲春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基本是和村、乡镇、县相对应的。尽管那时汪潮涌所在村镇师资力量薄弱、校舍环境差，几个年级的孩子挤在一个教室里念“复式班”，“桌椅教具统统不够”，他仍旧觉得“那时候念书还是挺幸福的。”
“因为非常自由。”后来又接受过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美国罗格斯大学MBA教育的汪潮涌笑着回忆说。那种没压力，没作业，“和青山绿水非常接近”，边学边玩边帮家里干活的感觉，在他眼里倒是挺接近人们现在津津乐道的西方教育。“至少比现在城市里的孩子幸福”。
说这话时，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儿童，包括汪潮涌自己的孩子都在接受典型的中国式应试教育——课业负担沉重，费用高昂。
一个北京重点小学的学生每年的花费林林总总加起来至少要4万块钱。汪潮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忆起早年蕲春的生活，他说“那时候，念书几乎没有花家里什么钱”。
费用
“大概也因为那个时候消费水平低的缘故。”汪潮涌说，除去买课本之外，他当时唯一的花费就是买文具。“我记得一根铅笔5分钱，一个鸡蛋也卖5分钱，我们家就用鸡蛋换铅笔。”
60年代出生的汪潮涌正好赶上了中国基础教育中的一个特定阶段——1972年后，我国的基础教育经费由中央切块单列，下拨到地方，实行分级管理。而这一切在80年代有所改变，蕲春的义务教育体系和全国所有地区一样，遵循“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把融资的重担大部分交给了县级财政。这个“负担”，有“教授县”之称的蕲春一背就是十几年。
由于比任何人都明白教育的重要性，汪潮涌一直在家乡资助一些学生上学。“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和小学生，其中有两个已经考上大学了。”和他当年相比，蕲春的师资力量和教育设施水平显然有大幅度提高。一位县教育局的员工向记者提供了数字：全县现有教职工1万多人，学校400多所，而且1998年实施“普九”时，蕲春县的7～12岁孩子的上学比例是100%，几所新盖的中、小学让来视察的省领导也赞叹不已。但是问题不是没有——“九年制义务教育上学是免费的，但是学生每个学期还要交杂费。”杂费高会给农民造成负担。
举例来说，蕲春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县里最穷的山区镇檀林镇，村里的人平均负担是170元，而一个孩子上学杂七杂八要交的费加起来一学期就是200元。汪潮涌把钱交给在蕲春的亲戚，嘱咐他“村里有孩子交不起费的就帮帮忙，至少可以做到让他们上学不花钱。”即便如此，遇到家中有人生重病或者有大花费的时候，还是有孩子退学或者上不了高中。这一切，并不只是蕲春的问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教授说这种状况很普遍：发达地区和城市在这方面的问题还不突出，“中国的基础教育问题，主要就是农民的问题。”
教育的问题源于经济现状。全国60%以上的县乡财政是赤字，基础教育的费用有时能占县乡财政支出的60%。这两个60%压得县乡财政喘不过气来。
张教授说起自己去过四川的一个贫困县——平昌县，这个县一年财政收入4000多万，要付教师的工资是8000万。尽管有上面的财政转移支付帮忙，最后累计仍旧欠教师工资4000万。2002年上级政府下文，说要还清教师工资。省级财政借给县里2000万，另外2000万需要他们自己筹措。管财政的县长对张教授说：“我从哪里去弄2000万啊，只好把今年的钱先挪过去，把欠的钱给发了，但是今年怎么办呢？”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什么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学杂费这些名目会林林总总地出台——原本是地方财政的负担，最后又被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你说这样搞下去，农民的孩子能上得起学么？”张曙光教授问。
一费制
有些地方已意识到张曙光教授所说的问题，于是就有了解决办法。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让更多的孩子上得起学，湖北省从2002年秋季开学起，对全省29个贫困县农村义务教育进行“一费制”改革试点。蕲春也在其中。
但是到了2003年上半年，发现试行“一费制”后农民负担轻了，但教育经费日见紧张，全县教师流失却变严重了。
最明显的例子是蕲春县的蕲州镇：按照省里规定的“一费制”标准，镇上小学一期收80元，初中一期收150元(过去小学一期收180元，初中一期收450元)收费调低了一大半。公办老师的津补贴和民办、代课老师的工资过去一直从杂费中出，现在这些收入没了，公办老师每月只能拿65%的工资，民办老师每月只能拿250元，代课老师的工资则全没了。结果一开学，镇上的几所初中一下走了十几个公办老师和代课老师，村里小学的老师走掉的更多。老师大量流失，导致学生也流失了不少。县教育局的一位员工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要保证老师的工资能发得出来。”蕲春县教师工资是县管，但是，县财政只管了公办教师工资中国家要求确保的部分，以及1986年前注册的民办老师每年的3000元，代课老师工资他们不管。税费改革和“一费制”后，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取消了，学杂费也降了，加起来一年少收1亿多。公办、民办老师的津补贴和代课老师的工资没有了来源，因此只好纷纷外出打工。
这样一来，蕲春出现了两个现象，一个是农民反映说，比起减负却让子女失学来，他们宁可交钱凑份子让子女上学，但是“上面有规定，学校不敢收这个钱”，他们想交钱都没有地方交。另一个现象是否直接和教师流失有关不得而知，就是有的乡取消了初中，集中到镇和县上去了。“一开始我说这是好事，这是集中优势师资啊。”汪潮涌说。但是农民告诉他说，镇上的学校离家太远，孩子上学要走十几里地，不能走读——“要是住宿的话，还得花钱。”
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增加资金来源，蕲春田少人多，单靠种地的微薄收入难以摆脱贫困。要富裕农民，必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兴办企业，但是这不是个立竿见影的事情。另外就是要靠中央和各省大幅增加专项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2002年全县可用财力仅1.4亿元，有6000多万元用于教育。税费改革后，省里下拨4300万元转移支付金，落实给教育2600万元，但是这些钱补不上蕲春的这个缺口。
无论如何，在张教授、汪潮涌、蕲春人还是全国那些为教育经费一筹莫展的地方决策者眼里，这个当年支持汪潮涌和其他人进入大学的基础教育体系已经吃不住劲了。
改革
四川平昌一位县长说：“上面能够把基础教育这一块拿过去承担起来，扶贫款不给都行。”
“基础教育的根本问题其实是投资结构不合理。”张曙光教授说。基础教育提供的是个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因此是全国性的公共产品。有一些公共产品本身的融资和生产供给是可以分开由不同主体来进行的。
义务教育就是这样：作为公共产品，融资应该由中央政府负责，而供给可以分开，由地方政府来组织供给。
“现在这种结构正好反过来了。”张曙光教授说。高等教育目前提供的是满足个人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的私人产品，中央、省市却在给高等教育拿钱，变成用纳税人的钱来满足个人超出平等的需求，这是不妥当的。
还有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城市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他们不属于城市政府管理的范围，所以没有念书的钱。但是城市政府应该明确一点，既然进城农民工为城市的财政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城市政府就应该拿出钱来负责他们子女的基础教育。
张教授认为合理的结构是：基础教育——由国家办；职业教育——商办，比如现在做得风生水起的新东方语言学校；学历教育——由民办或者非赢利组织办。国家可以在其中选择支持重点基础学科的研究，企业可以支持重点的技术学科。
“据我们测算，全国基础教育一年的费用在600个亿左右。其实只要做出调整，这600亿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张教授示意说——以全国平均的人均收入水平做一个杠杆，中央财政可以对不同地区有一个基本划分，比如发达地区少拿钱，贫困地区多拿钱。“这样400亿大概就差不多了。
“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政府公共政策的决策就能够转换，整个政府的行为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张教授说。解决基础教育的普及问题之后，还有整个教育质量和教学模式的优化问题——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学校目前提供的只是应试教育，而不是那种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教育。
“关于教育，该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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