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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牛晓波
北京报道
今年8月，南京市公安局对一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时，在其手铐外加了一个护罩。对此举，通俗而富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解释是：“给犯罪嫌疑人‘留点面子’，有利于他今后回
归社会。”
这件相当细节化的“小事情”马上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事件。本来，常看国际新闻和国外影视作品的国人，对此镜头并不陌生，但当它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时，同样看惯了国内抓捕嫌犯时充满暴力和威吓场面的国人，惊讶是难免的。
“司法的人性化”这个有些费解的名词开始出现于各种媒体上。
其实，这个举措的真正意义并不仅仅是“留点面子”，更内在的深层涵义在于，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嫌疑人被抓捕时还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犯，而且，即使是罪犯，对其尊严和权利的尽可能保护也是必要的——这种“人性化”的举措，是“必要”的，而非“恩赐”——这是现代司法理念的应有之义。
年尾回望，司法领域的“人性”镜头在这一年带给我们几多欣喜几多心酸。
3月17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并遭殴打致死。此事被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和极大的社会影响，直接促成了国务院在6月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从冰冷的强制力面孔到不无温情的施援者角色，政府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从权力本位向义务本位的转变。
孙志刚事件，为今年后来展开的一系列有声有色、令世人瞩目的法律“人性化”变革举措破了题，尽管这个题破得如此沉重。
6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按照该法精神，作为一个特殊名词，“三无人员”将成为历史。
与之前的《居民身份证条例》相比，新法更加突出强调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新法明确规定警察不能随意检查居民的身份证，公民身份证的携带与否，不再意味着是否将面临人身自由限制的威胁。作为一种不无关联的回应，7月22日，沈阳市公安局在全国率先取消对外来人口办理《暂住证》，改为免费申报暂住登记制度。接着，北京、济南等地也相继开展了取消暂住证的试点。
8月7日，公安部宣布，在户籍管理、交通管理、出入境管理、消防管理等四个方面，集中推出30项便民利民措施，包括新生婴儿落户是随父还是随母可自愿选择，70周岁老人可考领驾照，按需申领护照范围扩大到全国100个大中城市等。30条措施，大多围绕衣食住行“平常事”展开，看似细小，但对普通公民生活的影响不容小觑。
9月1日，丈夫在北京打工身亡的陕西凤翔农民张虎秀被北京西城区法院批准缓交诉讼费。北京市的法院规定，经济确有困难的老年人、未成年人等6种人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等案件，法院免收其应交的诉讼费。经济确有困难的交通、医疗、工伤等事故的受害人要求赔偿的，在立案时不预收诉讼费。此举让经济状况不再成为横亘在贫弱者维权“申冤”路上的“拦路虎”，人文关怀色彩浓烈。而于同日起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也在更大范围内改变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9月17日，即将被押赴刑场的死刑犯郭某，意外地在北京市一中院见到了自己的妻子，成为北京市首例行刑前被安排会见家属的死刑犯。北京市中级法院为此专门设立了死刑犯会见室。此外，北京市中级法院还做出规定，今后刑事被告人在出庭接受审判时，一律解除械具。这些举措获得外界的几乎一致的高度评价，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地维护和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的尊严，凸显司法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10月1日，被誉为“严肃法规后面蕴涵浓浓人情”的新《婚姻登记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让食之既无味，弃之也不可惜的“单位证明”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婚前健康检查也从强制变到自愿。对公民自由选择权的尊重清晰可见。
10月22日，深圳市司法局规定劳教人员可以申请夫妻同居。这是继前些年沈阳出现带有夫妻房的监狱后，又一个“人性化”色彩浓烈的举措。尽管此举目前依然存在很大争议，但藉此引发的“惩戒与感化之间应该如何保持平衡”的论题，对于长期对罪错人的权利和尊严缺乏尊重意识的中国司法实践，无疑有着积极的“启蒙”意义。
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通过，其中有轻微交通事故可以私了、验车无须停车泊位等“颇合时宜”而又符合效率原则的规定。值得关注的是，此前一直存在争议的“撞了白撞”规定被正式否定，实实在在地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关爱和尊重，实至名归地属于“人性化”措施。
然而，在为上述诸项司法“人性化变革”感到欣悦的同时，我们更清醒地看到，大量“非人性化”的弊端依然存在，种种落后观念和行为依然存在。
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久前公布了今年头8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总共1844起，其中非法拘禁案件1100多起，占总案件数的61%。这个数字让人触目惊心。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在上述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中，司法人员竟占涉案人员的一半以上！虽然这些案件已经或即将得到合法妥善的处理，但据有关数据表明，仍有相当数量的类似案件深埋在浩瀚的案卷中期待“有关部门”们的发现。
一位学者日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刑讯逼供这一毒瘤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在相当范围内还普遍存在，该调查报告详细列出了目前应用最普遍的13种刑讯方式，令人震惊而战栗。
此外，当下在诸多大都市内正在发生的“禁乞浪潮”，个中许多做法和说法让人自然地联想到此前(并不远，就是孙志刚年代)我们对另一类公民的“非人性化”的管理模式。现在，“三无人员”变成了“乞丐”，相比而言，今天的“丐帮”是更加的弱势了。
日前，中共中央建议，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显示了希望的方向所在。同时，正如有论者所谓：人权不仅仅是一个被保护的对象，在制度上必须成为一切权力的源头。诚然，“人性化”是法律自然的应有之义，本不必也不应该再引起像今天这样格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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