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世纪WTO：外力与内力践诺与腾挪84版
如果把方向和方法混为一谈，其后果不堪设想。
WTO只意味着一个方向，并不能等同于完全按照其他国家设计好的方法行走。倘若那样去“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经济的大船必定莫名触礁，茫然受制于人，最后不知所措。
金融业是最后最核心的堡垒，更要谨慎前行。说到底，WTO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利益安排，最终还是要回到国家基本利益上来：保持承诺的兑现和保留腾挪的空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WTO两周年：中国欢迎外资银行参股
本报记者何华峰深圳报道
2002年和2003年，对外资银行领军者——花旗银行来说，境遇简直判若云泥。
这两年是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和第二年。在第一年里，花旗银行在中国更多被看作是“狼”，中国的民族银行业拉响了三次“狼来了”的警报，都与花旗有关。但第二年，2003年12月1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却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点名表扬花旗，称其在入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4.6%后，向后者提供信用卡技术和管理。
就在点名花旗银行的会上，刘明康发出邀请，“欢迎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参与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与改造”，刘同时宣布，单个外资机构入股比例由原来的15%提高到20%。
此前一个月，200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在一次演讲中传达出微妙转变的信号。他说，“中国银行体系还有很大的缺陷，资本市场和保险业都非常年轻。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加强准备，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尽管如此，低估开放的好处，高估开放带来的冲击和风险，在服务业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上还可能发生。”
为何中国的银行业界，会从对“花旗们”谈虎色变，逐渐转为和颜悦色？
三枚“穿心箭”直瞄花旗
回溯去年，“花旗银行们”可能会恍若隔世。2002年，中国银行界发出了三次“狼来了”的警报：先是3月份，南京爱立信倒戈事件，花旗银行们因被认为抢走中资银行的优质客户，而被视为洪水猛兽；接着，4月份，上海一位律师吴卫明状告花旗银行，称其对其储蓄收费为不合法，又是一场全国性轩然大波；第三次警报，是下半年花旗等外资银行被指抢注专利。
三次警报，中国金融当局均未直接参与。
但这被花旗们视为三枚心理严重对峙的“穿心箭”：那一刻，其他外资银行同花旗一样，都感受着中国业界惊恐而警惕的目光。
惊魂之余，2002年11月27日，尚未分拆的中国人民银行祭出了一个卡住外资银行人民币资金血脉的撒手锏：在外资银行的一片反对声中，公布了《人民币同业借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外资银行发放人民币贷款的资金来源，最多只能有40%来自向中资银行借款。这一比例在2006年12月31日之前逐步到位。
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外资银行网点少，一直以来，它们通过从中资银行借得人民币资金，向企业发放贷款，不少外资银行的同业人民币借款占到贷款总额的80%。40%的限制，实乃希望在外资银行兵临城下时竖起一块不大不小的“挡箭牌”。
央行的公开说法，是为了防止人民币贷款无限制扩张，以控制风险。但私下里，央行一位货币政策委员曾明确告诉记者，这一措施的目的就是限制外资银行——中资银行要到市场上拼命找资金，而外资银行只需向前者借入即可，能够全副精力投到贷款管理上，这根本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此举实属无奈。
尽管中国金融业仍在按部就班履行了WTO的承诺——2002年的12月初，中国向外资开放广州、珠海、青岛、南京、武汉五个城市的人民币业务——但整个2002年，外资金融界还是更多地感到中国的戒备。比如在这年中，所有汽车金融公司都没有盼到开展汽车信贷的入场券。
中国金融当局的橄榄枝
一年来，花旗们却感受到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微妙变化。
2003年12月1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银监会宣布，中国继续履行加入WTO时的承诺，即日起，外资银行可经营人民币的城市增加4个，即济南、福州、成都和重庆(此前已开放上海、深圳、天津、大连、广州、珠海、青岛、南京、武汉9个城市)。其次，在这13个城市，外资银行可向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服务。此前，它们只能向非中国企业和居民提供这一服务。
比WTO时间表规定的12月11日，这一决定提前了10天。中国借这一有趣的方式，既表达了履行WTO义务的诚意，也表达了对外资银行的友善，让花旗银行们感到了节日的暖意。
在刘明康提及花旗入股的同一天，他特意浓墨重彩地表扬了南京市商业银行，称国际金融公司在持其15%股权，成第三大股东后，提出了大量建议，对提高其经营管理起到关键作用，并称该行将在明年成为国内第一家上市城市商业银行。
银监会主席的几度赞誉，让南京的这家城市商业银行，一夜成名。借此，刘明康向外资银行传达了一个强烈信号：欢迎外资参股中国银行业。
在12月1日，刘明康宣布单个外资持股比例上限调高至20%后，仅两周，12月18日，恒生银行宣布参股福建兴业银行15.9%，成为第二大股东，成为新规则后第一家受惠者。
利好消息次第放出。刘明康随后还宣布，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最高一档经营全面外汇和人民币业务6亿元人民币降低到5亿元，将第五档从4亿元降低到3亿元；在华注册独、合资银行分行的营运资金要求，从六档简化和降低为1亿元、2亿元和3亿元三个档次。
中国决策背后的“定心丸”
推动外资参股中小银行，当然是中国金融当局表示善意的最主要原因。
但此中决策层心情的峰回路转，显然与中国银行界改革的推进息息相关。
如果没有经济稳定发展和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相对顺利进行，中国金融当局不一定会对外资有如此良好的心态。
渣打银行中国区前总裁黄远辉分析，刚加入WTO，中国等于进入一个新世界，(中国政府)总有一个担心，不知什么地方有危机，什么地方有挑战。一年下来，虽然外资银行业务发展还可以，但比整个市场，还是有限。可以看到，“外资能给予的挑战，在目前经济稳步发展的情况，中资是可以承受的，也是可以面对的”。
四大国有独资银行的改革，显然是中国当局的最重要和最艰巨的任务。中国设定的路径是：企业化-股份制-上市，并希望在五年WTO缓冲期内完成任务。
一个硬指标是，能否消化不良资产包袱。前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在2002年春节说：“我们的目标是，今后几年要使不良贷款每年平均下降2-3个百分点，到2005年底4家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降到15%左右。”
从2003年的数据看，这一目标有提前实现的可能。中国银行可能有望在2005年，即提前将不良资产降至10%以内，并安排上市。建设银行则有望在2006年上市。
中国银行行长肖钢清晰地勾勒了一张蓝图。2003年12月2日，肖钢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说，中国银行有望在两年内处理超过1000亿元的不良贷款，不良贷款比率可望降至10%以下，符合监管当局之上市要求，并争取在2005年整体上市。
肖钢说，去年和今年，该行清收不良贷款都可回收300亿元现金，两年计600亿元。每年税前盈利约500亿元，可拨出300亿元核销坏账，两年又是600亿元。依此推算，明后两年共可处理坏账超过1000亿元。今年10月底，该行的不良贷款比率约18%。
黄远辉也认为，今年中国遭遇SARS，居然还是有好的经济增长。这对银行是一颗大大的“定心丸”，使它们对未来三年经济发展感到乐观。而经济发展为处理不良贷款提供了好机会，因为经济发展最少不会导致不良贷款的增加或大幅增加。银行就可集中精力回收原有的不良贷款。也正因为这样，对于外资银行比较放心一点。
分析人士同时指出，中小银行引入外资参股，一方面提升中国银行业整体水平，对国有四大银行起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试点，为以后四大国有银行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打下基础。
掌握保护中资银行的分寸
不过，在希望利用外资银行的资本和管理技术时，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外资银行的市场“侵占”能力能够完全放松戒备。
在强调深化改革同时，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指出，要“充分运用WTO有关规则对中资银行进行保护”。为确保发展中国家金融稳定，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规定了大量的条款，可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特殊保护。“显然，充分运用这些条款为银行改革争取时间，对确保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2003年11月一次演讲中，唐双宁说，WTO五年过渡期结束后，外资金融机构将享受国民待遇，在市场竞争中，外资银行的优势地位将会不断增强，不可避免地将对中资银行产生冲击。而冲击表现在优质客户流失，优势业务的冲击，金融创新的冲击，人才流失四个方面。曾是外资银行代表人物的黄远辉，也说这些冲击是难免的。
此时，离2006年12月11日，还有三年的时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