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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磊上海报道
围绕着NGO(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等诸多问题，本报邀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康晓光研究员和NPO信息咨询中心执行董事商玉生进行了访谈。
公民社会的现代意义
《21世纪》：NGO和公民社会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对这两个词所表征的内涵却有着纷繁不同，你们能说一下自己的理解吗？
商玉生：有些学者在研究中把NGO等同于公民社会，这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误解。事实上，NGO只是公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康晓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源于黑格尔。他极为深刻地看到，随着市场的发展，经济领域从政治生活中波澜壮阔地独立出来，各种行业协会、商会以及其它一些专业组织纷纷涌现，所以他描述说，“社会正在从国家中分离出来。”这里的社会其实就是公民社会。当然，这种分离不是为了取代，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托的关系，“单纯的社会不可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市场随后变得越来越强大，其影响也随着分工的深入而越发无所不在，支配地位也越来越明显。从葛兰西开始一直到哈贝马斯，他们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公民社会的概念又经历了一次裂变。通俗点说，黑格尔的公民社会又被进一步地一分为二：经济部门被单独地划分出来，而剩下的那块——他们所称的公共领域——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社会。
《21世纪》：在哈贝马斯所指的公民社会中，除了NGO还有什么呢？
康晓光：很多内容。比如：村庄(村委会)和城市社区(居委会)里的公共生活和集体行动、个人隐私的保护和尊重等。
《21世纪》：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蓬勃的公民社会呢？
商玉生：不是任何个人或组织要公民社会发展、要NGO壮大，只有蓬勃的需求才会催生出蓬勃的公民社会。而这种需求，在中国已现端倪。
1978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完全转轨到市场经济还需要十多年。但这些年来包括今后，很多社会问题浮现，比如农民工问题、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艾滋病防治、环境保护等。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了。
这些社会问题其实已经出现有一段时间了，而我国的一些NGO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在这些领域开展工作了：面向农村人口的小额贷款、西部的环保如反对开发商侵占湿地、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可以说，他们是一股很先锋的力量。所以有人说，非政府组织其实很政府。为什么呢，他们一直在为政府拾遗补缺，起到的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缓解社会矛盾的功用。
康晓光：政党、政府和立法机关主要回应的都是一些具有非常普遍性的问题，很难对一些小群体以及他们的特殊需求作出及时、恰当的反应。比如说聋哑人、钓鱼爱好者、麻将爱好者的需求，他们就不太可能去回应。但是NGO却可以。再比方，政府和政党一般比较保守不太愿意在一些探索性的、前驱性的领域“赶时髦”，但这些事情NGO可以做。
受到资源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政府对一些发展问题的回应会滞后甚至无能为力，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就很重要。宏观而言，国家和市场都有间或失灵的时候，而这时公民社会是自生调节力量的动力源。
但也有需要警惕的地方。我对于NGO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分类方法：锦上添花的NGO和雪中送炭的NGO。强势集团的NGO往往是最有活力的，比如商会。但是一些关于弱势群体比如民工、城市贫民和残疾人的NGO，很多却连成立都成立不了。世界范围来看这都是个问题，弱势群体通过组织NGO和利用其改善自身境遇的能力都很弱。更有时，他们辛辛苦苦成立的组织成了别人沽名钓誉的工具，和他们的实际利益已经没有了关系。
中国NGO的发展
《21世纪》：我很有兴趣想知道，中国的NGO在SARS肆虐期间有着什么样的表现呢？
商玉生：我就举一个例子，北京星星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所(NGO)所长田惠平的例子。
田惠平4月21日得知一工作人员有可能得非典，而来自40多个城市的孤独症儿童及其家长100多人正在购票准备返回住地。她一边组织人力登记返乡者的车次、航班、目的地及联系方式，一边立即制定内部员工(30多人)“自我隔离观察”方案，并电话告知北京市相关防疫部门，希望在阻止学员返乡、人员隔离措施等方面得到指导和支援。在未得到实质性帮助的情况下，“星星雨”从4月23日凌晨就自动采取了″隔离″措施。两天后，“星星雨”辖地被正式隔离，而直到那时有关部门才开始追踪相关返乡者。
《21世纪》：NGO和公民社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但据我们所知，中国NGO事业的发展一直面临着诸多制约，资金上的、人力资源上的、立法上的，再有就是政府的一些顾虑——放开了怎么管？
康晓光：归纳起来一句话，“谁来监督NGO？”不可否认，中国NGO现在的诚信情况不为众知。换句话说，公众或企业捐的钱花给了谁、怎么花的机构外没人知道。
一方面是机构的透明机制还没有建立，另一方面就是组织的自律、与其它机构之间的互律缺乏。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美国有一些专门的NGO诚信监督机构，也叫看门狗机构。国外的经验表明，这些制度建设起来了，再加上政府部门的他律、媒体和自然人的监督，效果是非常好的。中国NGO的发展还很弱，但只要是一个公共机构，就必须对公共负责，对公众透明。
商玉生：康教授说得很好。其实现在中国的NGO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难，除了政府的顾虑外，像人力、资金等发展瓶颈其实都是与公信力的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也正因为此，这个月初，我们NPO信息咨询中心与美国麦克里兰基金会联合举办了“公信力的价值”培训，旨在帮助中国NGO管理者深刻理解公信力对NGO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还就如何制定适于中国NGO公信力标准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贯彻进行了探讨。“公信力的价值”培训只是诚信系列培训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领导力、内部治理和筹资三个主题培训。
《21世纪》：最近中心提出了“建立中国的世界级非营利组织”。很鼓舞人心，但是也有人对于这个提法表示不太理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商玉生：这个世界级，主要是指管理水平等方面向世界最高水平看齐。上面也说了，中国的NGO事业面临很多问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整个机构的能力建设都有欠缺，这直接影响到了财务公开、项目运作和资源整合。相当多的NGO还是靠个别能人，靠个人魅力，很不稳定而且不具有可持续性。
在今后三到五年，我期待中国能出现一批世界级的NGO(和NGO规模没有必然关系)、一批世界级的NGO管理人才。蓬勃的公民社会需要世界级的NGO，尤其在这个转型时代，他们将起到的将是示范作用。
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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