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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刚李磊
以社区的名义
1980年代中期以前，“社区”这个词在中国还只是刚刚恢复的社会学和社会工作里的一个行话。但是，当民政部门在1980年代中期把“社区”这个颇为“洋气”的词汇放进有关
政策文件的时候，他们或许并未想到，这个词会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成为政府高层的最重要决策之一，并从而家喻户晓。而对于知识界而言，他们找到了新的乌托邦。
社区话语权力已是宏大，以至于人们但凡开展有关邻里的工作都贴上一个社区的标签：
以社区的名义，街道办事处的权力整合着条块，大大小小的单位都被拉到社区的大旗底下；以社区为名义建立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像雨后的蘑菇一样生长，社区文化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行政事务受理中心，还有例如劳动中介、社会保障、残疾人等众多的服务处所都点缀在居民区里；房地产企业也推波助澜，在那些兴建高尚住宅的工地上，随处都能看到“智能社区”，“高尚社区”，“生态社区”等字样。上海的弄堂深处，甚至修鞋的师傅也会用醒目的红纸在鞋柜上贴上八个大字：社区服务、修理皮鞋。
宏观看来，社区勃发力量源发自两端：一端是作为改革发起者的政府，另一端则是在乎邻里之间。两股莫测力量的汇涌，就构成了微妙却浩荡的进发。
改革者角度而言，这场运动初始的动机是通过动员的方式，自上而下地促进城市基层组织体制的改革，通过建立所谓“社区制”来替代原来单位制和街居制，加强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控制。然而对于邻里，社区建设运动是在并不清楚改革者具体目标的前提下，依照以前惯习又结合着邻里自身的需要而不断进行的调整。
社区选举
2003年，是应当被记住的一年。“如果说去年是社区党建年的话，那么今年就可以说是选举年。”
北京市崇文区前门街道鲜鱼口社区、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街道办事处四方社区、南京玄武区锁金村街道锁金四村社区：纷纷在今年以海选的方式选出了社区的掌门人；而宁波市海曙区的59个居委会全部进行了直选。
年中在南京举行的，由全国17个省市的近500名民政、区街干部和社区工作者参加的“全国社区居委会选举培训班”上传出消息，我国已有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社区居委会直选改革试点。而培训班主办方之一的民政部官员(另一方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表示，通过“促进中国城市社区地方治理”的合作项目，类似培训将会每年一次。
随着选举的活跃，越来越多年轻的面孔开始闪现：7月22日，在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华纳社区进行首届居委会的选举中，主修社会工作专业的南开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系应届毕业生、22岁的钱堃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选举当选为居委会主任；9月24日，在长沙，清华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陈香接过天心区白沙古井社区的聘书，25岁的她正式当选为白沙古井社区的居委会副主任。在国际大都市上海，金发碧眼的杰森·波汉当上了“小巷总理”。面对着围追堵截的媒体，操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他发出预言：“我是第一个当上居委会委员的‘老外’，可不会是最后一个。”
业主维权
当然，不是所有的进步都会以平和的方式展现，2003年，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推进也引发了规模不小的业主运动。如若把前述选举改革定义为由上而下的推动，那么毫无争议地业主运动则为自下而上的冲击。
2003年的社区冲突，墙内墙外不绝于耳：从业主维权到保安殴打业主，从拆迁纠纷到业主与市政施工队的矛盾。“有人头痛，有人肉痛，有人心痛”，但痛定思痛，痛根何在？按照大海商务公司总裁王海的说法，痛在社区治理的现有模式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以社区财产的登记方面为例：业主买的房屋，他的产权证只有自己家房屋面积的记载。对于停车场、绿地等配套设施，都没有在房产证上进行记录，这给物业公司或者开发商提供了便利。王同时以为，业主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的活动是一个私权的范畴，除了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的领域内的督察，政府不应该过多参与乃至进行强制性规定。
据深圳的一项调查显示，物业管理目前是比贩毒回报都高的生意(投资回报大约是百分之一千到百分之一万或者更多)，“指望既得利益者的觉醒或自发改进，其天真程度好比指望让葛朗台请你吃满汉全席”。
但历史大势，浩浩荡荡。随着《物业管理条例》的颁布，业主委员会们接连横空出世。他们有共同利益诉求所以团结，他们不属于街道管理所以独立，他们中不乏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合作有效。
再接下来，业主委员会和居委会的关系问题也成了一种符号性的表征、一个硕大的问号。按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陈幽泓的观点，社区的组织和治理模式正是处在变化和发展之中的。一切由转轨而起，也将在转轨中“解铃”。
未来力量
中国城市的社区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中有两种取向：一种是着眼于基层政权建设，强调城市管理权力的下放和政府权力在社区的整合。第二种取向是着眼于社区共同体的形成，强调社区动员、居民参与和社区自治。
但分析1995年以来社区建设的主要资源构成(以上海为例)可见，前者还是主流：在政策资源方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在1996年3月城区工作会议上做的《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的讲话被很多人视作“最初的一击”；在财政资源上，街道财政主要为财政拨款、财政返回、办案补助费。此外，街道办与任何一级政府组织(还有下属的社区)的不同：它可以自己办经济实体，收入归街道。
但也可见，未来的进发将只可能源于内部力量的激发和体制上的再梳理，而不是外部力量的推动(已近最大限度)。即便世界范围而言，市民社会的勃兴也从来源于内生的力量。
改革已开始在最细微处显示活力。上海有过这样一个案例：某弄堂狭窄而房屋比连，很容易发生火灾，但居委会里却没有灭火器。原先居委会遇见此类事件都会犹豫再三再和街道办事处谈，生怕他们不高兴。但是选举出居民代表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居民代表的单位隶属关系不属于街道管，很多比街道的级别高得多，在反映无果之后就把情况直接报告到直管区长那里，把街道办事处也吓了一跳。而灭火器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
(朱健刚系上海绿根力量民间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本文部分内容转自朱健刚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时的博士论文《国与家之间》。未经允许，请勿转载。李磊系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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