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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商业伦理教授傅礼斯先生(Prof. Gerald Fryxell)长期致力于企业公民问题的研究，本报对他进行了专访。
《21世纪》：企业公民的驱动力有哪些？
傅礼斯：实践企业公民最直观的驱动力就是社会和环境的问题。政府的立法和制度也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企业公民还有伦理和道德的层面。此外，市场的压力、消费者的选择、WTO和国际标准，还有机构投资者，都有可能成为企业公民实践的驱动因素。
《21世纪》：什么样的企业应当实践企业公民理念？
傅礼斯：并不是只有大企业，世界500强企业才有资格谈企业公民。这是一个误会。实际上许多中小企业的迅速崛起，就是因为他们的创新满足了某种社会需要。创业企业家尤其要关注社会需求。
《21世纪》：你的MBA学生对企业公民的理解情况如何？
傅礼斯：我的学生他们都对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有所了解，比如能源短缺、自然禀赋的退化、空气和水污染问题等等。但是他们对于企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没有清晰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将，企业公民是一个新兴的理念。
《21世纪》：为什么要实践企业公民呢？
傅礼斯：企业家要知道自己行为的全部涵义，而不仅仅是看到利润。比如汽车制造业，对全球变暖以及交通事故致死有着更大的社会责任，这也被称为社会成本。如果不能够对这些问题有足够重视的话，就会惹来法律纠纷、社会的责难。这就是为什么壳牌石油和英孚总是声明他们有多么绿色环保，丰田和本田都在制造替代燃油的新型动力汽车，因为社会对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且有远见的公司，他们在为占领未来市场作准备。企业公民并不是为了做好事而做好事，企业公民与商业利益并不一定有本质上的矛盾。
《21世纪》：你赞成企业家把慈善行为和企业公民行动运用到品牌营销中去吗？
傅礼斯：如前所述，企业公民并不一定与商业利益矛盾，好的企业公民形象对品牌会有益处。但是企业一定要非常谨慎。因为，如果你宣称自己怎么怎么好，一定会有人对你仔细审查，一旦发现了问题可能会适得其反。
企业公民的根本驱动力是企业的文化价值。企业的善因举动一定要符合本身的文化价值并能够有持续。
《21世纪》：你认为中国在企业公民的发展方面还有哪些问题？
傅礼斯：我们要让企业参与，让社区参与，让员工参与。依赖企业家的良心是不够的。在中国，雇员的声音非常薄弱，他们的权益常常受到侵害但是没有力量提出自己的意见。社区也没有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如果有一个厂在某个地方排出污水废气，社区要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
政府在企业公民发展中的作用是提供一个框架和体系，提供激励机制。中国目前的框架和体系还不足以支持好的企业公民的发展。比如中国的环保法规很复杂很完整，但是法律执行并不十分有力。这种执行不力，使得许多好的按照企业公民标准实践的企业感到受到惩罚，而不遵守规定的企业却逍遥法外。
《21世纪》：你对中国企业的企业公民实践有什么建议？
傅礼斯：我认为在进行企业公民实践的时候，最重要的方面是做好企业基本面。一个没有盈利的企业，不可能发展下去，则也是不能成其为好的企业公民的。企业可以通过创新将环境和社会问题转化为商业机遇。
另外在支持一些公益项目的时候，有两点经验值得记取，一是要小资金投入，二是社区参与。向慈善机构写个大额支票，并不能使你成为好的企业公民。当你要开支很大一笔钱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想入非非。
《21世纪》：请举一些你所知道的好的企业公民的例子。
傅礼斯：我认为可以称之为典范的中国企业，李泽钜先生的长江控股集团下属的长江生命与科技公司可算一个，他们将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转化为机遇，在生态农业、医药、环保治污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研发资金，并取得了良好的收益。你知道李嘉诚父子的投资是很明智的，所以在企业公民的实践中一定有和商业利益重合的部分。关键在于怎样发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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