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已经获得举世公认，但中国是否应该成为一个文明大国的问题则似乎很少有人提起。具体地说，中国是否仅仅满足于成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大国，她是否还应该有更高的自我期望，重新确立自己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天朝大国”到“民族国家”
对于这个问题，相信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能反应是断然否定，因为“中国文明”之类的字眼，必然会唤起他们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痛苦记忆。在他们看来，自晚清以降，中国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才摆脱了“天朝大国”的幻象，完成了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型，所以任何想要复兴中国文明的努力都是开历史倒车；今天中国人的唯一正确做法，不是要徒劳地复兴一个古老的文明，而是应该自觉地选择“国际接轨”，拥抱一个全球化的现代文明。不过在他们心目中，这个现代文明的样板却是西方文明，因为他们认定只有西方文明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目标，才是唯一代表全球化潮流的“普世文明”，而中国文明作为一种前现代的地域性文明，只能居于世界历史的边缘，或者说在历史的进程中慢慢地消亡。
细究起来，这种与国际接轨之类的全球化论调并无任何新奇之处，说到底，它只不过是近世以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晚清以降，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出于一种强烈的屈辱感和自卑感，他们无限地丑化中国文明，把它视为一切罪恶的渊薮，譬如认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几千年的儒家文化都是黑暗的封建专制。在他们看来，中国似乎根本没有任何资格被称为“文明”，因为中国既没有自由、民主，也没有科学、理性，更没有“上帝”。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尽情地颠覆和解构中国文明的神话，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美化或神化西方，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西方文明神话。而所有神话中最大的神话则是认为，西方文明是唯一真正的普世文明，因为它两千多年来都一直在追求自由、民主、科学、人性、真理或上帝。
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总体理解，正是基于这种不知所谓的“双重标准”。在它的支配下，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地相信，中国走向“文明”的唯一道路就是抛弃自己的文明传统，选择“全盘西化”，并且根据西方文明的标准来启蒙和教育民众，改造国民的“劣根性”。
不过，一旦面对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知识分子就立刻陷入了智识和道德上的双重困境：既然西方代表着人类的普世文明，既然它两千多年来就一直追求自由、民主、人道和进步，那么在面对所有其他非西方的民族时，它又为什么表现得如此野蛮和毫无人性，犯下如此之多的滔天罪行？当西方在疯狂地殖民、贩卖黑奴、灭绝印第安人，可曾有过丝毫的“文明”？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美化是多么一相情愿，因为假如西方文明真的如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么中国就根本不需要任何所谓的“救亡”或“启蒙”。
复杂的“西方文明”
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陷入这种尴尬处境，恰恰是因为他们用一个人为制造的西方文明神话，取代了真实的西方文明。只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神话的真正制造者恰恰是西方自己。换句话说，中国知识分子所想象的西方文明其实不过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不断地炮制出各种神话和意识形态，其中一个最大的神话就是：只有西方才代表着真正的文明，而所有非西方的一切都是野蛮。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在建构民族国家观念时，毫无例外地预设了“自然状态”和“文明社会”的对立。在他们看来，“自然状态”象征着野蛮、愚昧和无序，而“文明社会”当然意味着文明、理性和秩序。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自然状态”的外延不断地扩大，从十七世纪的美洲印第安民族，到十八世纪的非洲地区，最后到十九世纪的印度和中国等东方文明。一言以蔽之，在西方眼里，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变成了野蛮的自然状态，只有西方本身才是真正的文明社会；既然野蛮状态需要理性和文明来“立法”，那么文明对野蛮的统治就是“自然正当”，从而西方对非西方的统治和征服就是天经地义。
西方文明的“强大”并非仅仅体现为它的“船坚炮利”，更是依靠这套极端富有欺骗性的神话；它不仅用武力摧毁了其他民族的肉体意志，更是通过这套神话摧毁了他们的精神意志。反过来，一个民族在肉体上被打败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他在精神上被彻底打败，从而放弃了对自己文明的自信，并且把自己等同于被征服的奴隶，自觉地接受征服者灌输给自己的奴隶道德。就此而言，一百多年来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奴隶道德”。他们打心眼里认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只是一个愚昧、黑暗、落后和野蛮的历史，而西方则从古希腊以来就一直是理性、光明、进步和文明的历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争先恐后地讴歌一个名叫顾准的自由主义“圣人”。原因不外乎是顾准认为，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只是黑暗的封建专制，而西方在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城邦时代就已经有了自由民主传统。顾准的这套说法当然不是自己的发现，而是取自一位十九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历史学从来就最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说在十八世纪，同样是谈论希腊城邦，英国主流的历史学家却把希腊城邦骂得一文不值，大批特批后者是专制和野蛮的奴隶制。这当然是为了批判荷兰和西班牙等国的殖民扩张，并且反过来衬托英国自由和民主的伟大。十九世纪，英国也走上了帝国扩张的道路，需要为自己的扩张寻找合法性，于是乎就要证明它的自由和民主继承了西方文明的真正传统，同时也是要证明它对东方的征服、殖民和贩卖鸦片完全是天经地义，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方民族都是愚昧、落后和专制。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当然就不愿意承认希腊城邦是野蛮和专制，而要反过来论证它是英国自由民主传统的最早源头。
英国当然不是特例。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近代西方国家都坚持这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譬如说，远在德国完成政治统一之前，黑格尔就建构出了一套世界历史的神话，这个历史的开端是没有任何精神内容的中国，而历史的终结或最后目标则是他本人所在的普鲁士德国；美国的联邦党人在建国之初，就坚定地认为美国担负了一种真正的“天命”。
古老中国文明的现代期望
必须指出的是，简单地指责和批判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说到底，每个民族都是天生的“自我中心主义”。具体地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关于善恶、好坏或对错的最高理想，并且依据这套理想，把自己的人民从野蛮的动物教育成“人”，获得真正意义的“人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本是自然之道。倘若一个民族丧失了对自己文明的信心，那么它离自己的衰亡也就不远了。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文明之所以最终衰落直至灭亡，归根到底是因为它们放弃了“自我中心主义”。中国人讲夷夏之辨，希腊人和罗马人则区分文明和野蛮。希腊圣贤柏拉图明确地宣布，他所建立的“理想国”并不是一个四海皆兄弟的“宇宙城邦”，而是一个由希腊人组成的封闭政治共同体。基督教虽然否定文明和野蛮的区分，但却承认上帝与魔鬼的对立。近代西方声称追求一个理性、自由和平等的普世文明，却坚决把一切非西方民族排除在这个“普世”文明之外。在这个意义上讲，每个文明都注定无法理解、也不可能接受其他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任何文明之间都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因为任何“普世价值”仅仅对这个文明本身才有普遍意义，一旦超出自己的自然界限，那么它就注定要成为一种寻求扩张和征服的堂皇借口。
因此，中国文明同西方文明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坚持“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在于是否能够清醒地节制自己的普世冲动。每个文明都免不了某种程度的自我美化和“神化”，并且用这种神话或诗来教育人民的美德，培养他们对自己文明的认同、热爱和自信。这一点，中国文明如此，西方文明也是如此。但中国文明的伟大之处，恰恰表现为她更懂得节制和中庸之道。具体地说，中国文明虽然自居天下的中心，但却信奉“王者不治化外之民”。《论语》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记》云“有闻来学，未闻往教”，这都是表明，中国文明只求自足，不求向外扩张和征服。反过来看，西方文明自始至终都摆脱不了一种扩张性的普世情结，不管是希腊、罗马、基督教还是现代文明，都极力希望把自己的力量扩张到天地尽头。
承认中国文明的正当性和优越性，并非意味着应该无条件地美化中国的历史。每个文明既然有自己最高的理想层面，那么它就相应地包含了自己的最低甚至丑恶层面。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文明并不例外。中国文明的几千年历史当然不是一个没有丝毫缺陷和丑恶的人间天堂，相反在《春秋》、《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中，我们也看到了无数的战争、阴谋、血腥和灾难。所有这些，当然应该值得警醒甚至批判。但是，一个中国人倘若真正地热爱自己的文明，那么他自然应该站在这个最高的理想层面，用最高的东西来包容最低的东西，而不是反过来用这些最低的东西来否定自身的最高理想。
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文明只知僵化地保守，不知积极地反省和批判。毫无疑问，这种看法完全是对中国文明和历史的无知。事实上，中国文明恰恰是在无数次的自我反省甚至批判中，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和挑战，并且焕发出生生不息的活力，这在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但必须指出的是，任何对中国文明的批判都应该基于中国文明自身的最高理想和标准，而不应该用其他文明的最高理想来批判自己的丑恶。换句话说，中国文明的最低层面非但不能成为否定其最高理想的理由，反倒更加证明这种理想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一百多年前，中国文明遭遇了一场“亘古未有之大裂变”。在这种处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明产生某种程度的怀疑甚至失望，原本属于正常的反应。但若据此否定中国文明的正当性，甚至否定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西方的革命历史，则是极端的荒唐和不知所谓。事实上，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胜利恰恰表明，中国文明在应对任何外在危机时都能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伟大成就中，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因此，要肯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伟大成就，必须首先肯定建立新中国的那场伟大革命，进而肯定近世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历史，最终肯定几千年中国文明传统的正当性，而不是反过来大唱什么全球化或国际接轨之类的赞歌。这绝对不是什么狭隘的排外主义，而是一个古老文明对自身正大光明的期望。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北大哲学系。标题为编者所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