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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傅航 山西报道
“如果再来一场SARS，我们肯定能抵挡得住，虽然目前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治疗，但毕竟知道如何防御它。”山西省突发公共卫生紧急指挥中心医疗救治组李主任说。
在山西省疾病控制中心，通过防治SARS示意图，记者看到在层层报告制度中，位居最
上层的箭头指向农村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现状
榆社县属于山西省晋中地区的贫困县，距离太原市100多公里，中间有茫茫大山阻隔。
榆社县共有9个乡镇卫生院，其中只有3个中心卫生院，云竹镇中心卫生院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发热门诊，在我们这里都是形同虚设。”云竹镇中心卫生院鹿院长说。
该中心卫生院大门旁另设有一个小门，门口挂着“发热门诊”和箭头指向，但走进小门，发现与卫生院并没有任何隔离。在卫生院住院部隔壁的两间平房里，其中一间摆着一张病床和一张桌子，墙上贴着该镇流动人员统计表，下面是医务人员的请战书，隔离服紧锁在柜子里。两间平房，屋门紧锁，锁上落满灰尘。
“这些都是按照上面要求做，都是走形式。”鹿院长说。
旁边一间平房是发热病人的隔离室，“乡镇卫生院条件差，没有更多的隔离病房。”鹿院长说。
云竹镇中心卫生院年营业收入为15万元，工作人员有20人，以人均年工资6000元计算，仅人员成本该卫生院就要花费12万元。
“这还不包括日常水电等办公经费，一年下来，能不赔本就不错了。”鹿院长说。
据鹿院长介绍，乡镇卫生院属于差额拨款单位，县财政只负责一半工资，另一半需要卫生院自己创收，而私人门诊数量则逐渐增多，SARS后，仅镇街道上的私人诊所从零增加到5家，而整个乡镇至少也在40家。据鹿院长介绍，40家私人诊所绝大多数是没有行医执照的黑诊所。
“私人诊所都是以盈利为目的，像今年SARS最严重的时候，所有私人诊所都关门大吉，我们依靠的只有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鹿院长说。他担心，一旦SARS重来，后果不堪设想。
SARS期间，云竹镇中心卫生院破天荒地得到县财政1万元的补助，而普通卫生院补助只有5000元。“1万元基本上弥补了我们的经济损失。”张永安解释，SARS期间正值医院门诊率低的时候，所以对卫生院的收入冲击本身不太大。
该镇下辖33个村，有40名乡村医生，他们担负着镇里最前线的抗SARS重任。离镇不远的云竹村卫生室郝医生，经营村卫生室已经20多年了，同时还担负着防保、免疫和计划生育工作。
“防保工作是无偿的。”郝医生说。
虽然名义上是村卫生室，实际上卫生室的一切资产和营业收入全部属于郝医生本人，而挂村卫生室的好处在于税收全免，不过今年村上另开了两家私人诊所，对他的卫生室冲击很大，所以现在他又开了一家打字店。
“以前每年大约2万元收入，现在只有1万元，但打字店的收入可以弥补一些。”郝医生说。
SARS期间，郝医生依然忙着配合村里，为乡亲搞流调，打疫苗，卫生室的收入几乎为零。
“损失大概在6000元，卫生院只补贴了100多元的话费。”郝医生说。
“SARS刚过，卫生院连电话费也不给了，但我还要每天向卫生院报告。”郝医生说，甚至镇政府发给他的隔离服也收回去了，郝医生表示理解，毕竟这些都是镇政府花钱自己定做的。“政府其实没有把公共卫生支出当作人力资源投资，而只是把它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玲说。朱玲认为，国内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的幅度至少不应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
然而根据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中国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份额的明显下降：1980年为2.49%，2000年降到1.71%。朱玲认为，在现行体制下，公共资源的配置主要由政府行政官员决策，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努力程度主要用定量指标来表现。这种评价系统激励官员更重视物质资本而非人力资本投资，相对关注教育而不是卫生发展，因此，政府试图借助市场的作用解决卫生筹资和医疗成本控制问题。
“在财政分权改革中，上级政府把卫生筹资的责任转给下级政府，下级政府在财力拮据、且缺少有效措施消除卫生机构冗员的情况下，把筹资的主要任务又推给了卫生机构，实质上是把难题交给了原本就失灵的市场。”朱玲说。费用难题
山西省人民医院是承担SARS前期防治的第一家医院，同时肩负抗SARS重任的还有山西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第二附属医院。在SARS中后期，山西省将省结核病医院作为救治SARS的专科医院。
在SARS最严重的时候，山西省人民医院院长曾痛心疾首地对媒体说，“我们怎么会知道有这种病呢？”为此，该院急诊科主任梁师魁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半年后，记者走入原来利用该院科研楼改成的SARS病区。
记者从SARS病区大楼走入，大厅里并无一人看守，直接上二楼的SARS病房，拉开隔离门，就是当时SARS病人居住的病房。隔离门外的衣柜里，仍然摆放着消毒隔离服，上面依然醒目地写着“进入隔离间，请穿防护服”。
山西省人民医院也有自己的委屈。据该院办公室透露，山西省人民医院为防治非典直接花费1400万元，上级拨款到位900万元，至今仍有490万元的缺口。而1400万元并不包括为非典所花费的计算机、传真机等间接费用。
“490万元是财政厅认可的数字，但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该工作人员说，省医院收支基本平衡，没有更多的钱用于额外支出，如果再来一场SARS，医院不能又出力又出钱了。
对于山西省人民医院490万元的缺口，山西省财政厅的答复是“有关数据正在核实中”。
同样的难题出现在晋中市榆次区中医医院，当时榆次区共有31名SARS患者，在没有传染病医院的情况下，政府临时征用榆次区中医医院的新建大楼，作为晋中市的“小汤山”。
“对于征用他们大楼的补偿费用，政府没有提及。”晋中市财政局社保科科长李天昌说。
而榆次区中医医院工作人员正忙碌着搬桌椅，刷地板，据该院办公室介绍，SARS期间，临时占用中医医院的大楼，现在楼归原主，原来的仪器设备都被各家医院拿走了。
“我们总要营业收入，非典期间给我们造成的损失，现在不能再占用了。”该工作人员说。“面对痛苦我们应该有所长进”
于某，太原人，是华北第一位SARS患者，为治疗SARS，她辗转于北京与太原之间，为此，陪同她的父母也因SARS而双亡。为防治SARS，许敏捐献自己血清，同时捐献已亡父母的尸体，供医学尸检、研究。
“现在我和她都有骨坏死的症状，这些我们都能理解，毕竟当时的医疗条件只有大量注射激素才能保命。”于某的丈夫说。但他最不能理解的是当初为救治许敏，有关医院强行令其出院，以及其他行政和医疗机构所遭遇的互相推委，让他至今寒心。“如果再来一场SARS，人浮于事的体制不改，仍难防住。”她的丈夫说。
在于某病愈后，给媒体的信中，如此写道：
“疾病对每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痛苦，面对痛苦我们确实应该有所长进，在新痛来时，不会旧痛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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