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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天问·经济学家12版
胡鞍钢
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
我们需要公平性增长
见习记者孙雷
北京报道
胡鞍钢最耿耿于怀的是一些新青年学人对他的怀疑：你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
这位执着于中国国情研究的专家，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穿越了中国上百个自然村，对每个村落的公共卫生、水资源以及基础教育的考察，细如过蓖。他毫不掩饰一个不失偏激的观点：只有让绝大多数人口受益的改革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改革。此言一出，其学术上的“破坏力”使得一些以理论模型的宏大而著称的新经济学人极力对抗。
当然，胡鞍钢的底气来源于他曾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场插队和地质队务工的生活经历，还有他在耶鲁、麻省理工、香港中文大学的治学研究背景。胡鞍钢的标志性建树是《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其中1993年5月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被认为为中央与地方分税制的试行提供了部分数据支持；1998年6月与赵涛等人提出“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六字方针成为中央十三届五中会议的依据之一。2003年9月16日，他在国务院办公厅做了《21世纪新发展观与协调发展战略》的报告。
在清华园，胡鞍钢直言不讳的批评风格、随时引用的翔实数据以及被宏观决策层面青睐的独特身份，已成为青年学子争议的话题。12月22日晚，在清华大学五教5204教室，记者就中国新发展观政策大调整问题对胡鞍钢教授做了专访。
《21世纪》：我们知道，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对农村政策做了重大调整。在你看来，本届政府对农村政策的调整与以往相比，有何特点、新意？
胡鞍钢：《决定》更加明确地或者说首次提出要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在党的文件中是第一次提出。原来形成的二元结构，实际上来讲是和我们的公共政策有关系的。《决定》用了“逐步”当然不是一下子，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实际上是在调转船头，从原来的红灯变成绿灯，开始真正鼓励农民的发展，这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协调发展的意义就在于，第一次给了农民公平的待遇，公平的机会，从而使城乡可以真正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
《21世纪》：怎样看待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呢？
胡鞍钢：我曾提出，中国的基本国情特点之一是“一国两制”。它不是指大陆与香港和澳门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而是指大陆内部城市与乡村的两种体制安排。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城乡居民之间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矛盾，城乡差距已经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从经济上看，农业是各类产业中低效益、高风险(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的弱质产业，随着工业化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断下降，2002年农业占GDP比重降至14.5%。从政治上或政治影响力上看，尽管农民是最大的人口群，但却是最大的弱势群体，缺乏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益表达权，例如农民与非农民人口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比例是四比一，每96万农村人口是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每24万城镇人口是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从社会上看，农村人口是最大的被歧视人群，突出表现为社会不公平，机会不均等，待遇不公正，社会地位低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世界上是尤为突出的，这种“一国两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两种不同身份制度，教育制度，教育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投资制度和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这种不同制度的安排具有巨大的制度成本，也是造成我国城乡差距的制度基础，不仅仅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而且还体现在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和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距。
《21世纪》：城乡差距既然已经构成了中国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成为最大的体制性障碍，该如何克服这一障碍，使中国能够迈上城乡协调发展的良性成长轨道呢？
胡鞍钢：在我看来，要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就要消除“一国两制”的体制性障碍，加速城镇化进程，解放农民、投资农民、服务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加速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会进一步提高TFP，从而促进经济高增长。
中国需要一场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局面。这种长期实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本身就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
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农村与农民政策是最大的公共政策。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这包括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职业培训的机会；平等就业竞争的机会和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以及充分享有宪法所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与机会。
国家应在农村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根治流行病与地方病，提供清洁水源，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提供农业科技知识服务和技能培训。国家应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农田基本建设，国土整治，植树造林，建设乡村道路、乡村自来水网(根据全国农业第一次普查，目前农村具有自来水网的仅占17%，大部分饮用井水)、乡村电网、乡村广播电视网、乡村公共电话网、乡村公共因特网以及公用通讯设施。
《21世纪》：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无论是城乡差距还是区域差距，非常值得重视的一点是人们之间贫富的差距在不断加大。你是如何看待中国现时贫富差距问题的呢？
胡鞍钢：贫富悬殊一直是困扰人类发展的共同难题。无论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繁荣或经济衰退过程中，如果贫富差距过分悬殊都将为他们经济得进一步发展埋下隐患，并为此付出沉重得代价和巨大得成本。
政府追求先富论还是共富论？追求效益优先原则，还是追求公平优先？是追求经济增长优先，还是创造就业优先？这是我们没有搞清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存在严重理论混乱，也混淆了政府与市场的不同目标，不同行为和不同做法。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教授认为，个人和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政府则理应以社会公众富裕为目标。
共同富裕论既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共同选择，也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理论目标。从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正义角度看，不是人为地规定那些人、那些地区、那些部门、那些集团先富起来，而应该为所有的人、所有地区、部门、集团提供平等发展、公平发展、协调发展的制度平台，这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遥遥无期的长远发展目标，而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相比之下，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都实现公平性增长，表现为基尼系数没有扩大或有所下降，经济增长不一定要以牺牲公平为代价，一部分人的富裕不应以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为代价。我们从自己的经验得出，改革最初得最大受益人恰恰是以农民为主得低收入阶层。
从1978-198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减少到14.8%，不仅促进经济增长，也极大地促进社会公平，这是因为党的改革政策首先使中国最贫穷的人先富起来，我们的经验在后来没有坚持下来，不仅是个遗憾，也不助于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冲突矛盾，贫富差距及引起的矛盾。
森教授讲得好，人类社会象一个生态系统，穷人和富人称作两大种群，他们是共生得关系，必须和谐发展。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会破坏生态平衡，要知道一个种群得消失，则意味着另一个种群也将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帮助穷人就等于帮助富人自己。
总之，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要实现各方面协调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富民为本，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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