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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经济学
宁静。就象长春涤尘的冰雪。
坐观财富的滚滚红尘，吴敬琏从未随波起落。但是他对此仅仅报之一笑：“这是经济学家的本分。”
吴敬琏被誉为“中国经济的良心”，不过他并无沉郁气质，尽管他可能是中国最优雅的老人，霜雪染发，但是他仍然会像小孩一样，有时无声地笑起来。蓦地来了一个灵感，他又会像普天下所有开心的老头一样，为自己得意地击掌。
此次吴敬琏教授作为吉林省省长洪虎的贵宾，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的身份造访长春，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区出谋划策。
他认为吉林省的经济改革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他向洪虎谏言：政府千万不要管微观经济；应该用更有力的右手去发展民营经济。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坚守的观点。
吴敬琏教授就目前的经济形势做了完整评述。他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健康发展的增长周期，预计今年全年GDP增长超过8.5%，但是今年经济出现过热，主要是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直接原因是投资效率低下。
他以东亚经济危机为例直言投资效率低下的不测未来；以日本的流动性陷阱作为前车之鉴的警示。为此他开出良方，强调要发展民营企业；国资委要加强国有企业的布局调整和企业改革；加快银行体系的改革；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转变政府职能。
吴敬琏教授毫不掩饰他对经济学行外话的反感，他坦言自己不懂有个别经济学家以“气可鼓不可泄”来否认经济出现过热，但是他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同样寄予厚望。
吴敬琏
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健康发展的增长周期
但要警惕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
本报记者马腾刘鸿雁
长春报道
“我明确表态出现了过热”
《21世纪》：请您对目前的经济形势做一个整体的评价。
吴敬琏：我结论无非有三点。从近期来看，形势喜人，没有什么大问题。年初有人在国外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是假的，只有二点几，甚至说增长是零。后来担心受SARS的冲击很严重，但是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中长期问题不小，主要是风险在积累；关键要保持有效率的增长。我们可能在两三年内都没有问题，但是五六年可能会有问题，我们能不能等到五六年以后再来处理呢？不行。要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制度不是临时能抓上去的。
《21世纪》：您预计今年GDP的增长率能达到多少？
吴敬琏：今年第一季度增长9.9%，这有可能是低估了；第二季度受到SARS的冲击，原来估计可能冲击会很大，会延续到全年，现在看起来，对于第二季度的冲击不算大，而且反弹很快，第三季度提高到9.1%。原来估计全年GDP增长率8.5%，现在来看超过8.5%没有问题。
《21世纪》：您在最近表示，中国进入了一个健康的经济周期。吴敬琏：2000年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到底是不是出现了重大转机，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2000年是出现了很大转机，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为什么说这个新的增长周期是健康的呢？我的论据是这个强劲的增长主要不是靠政府投资推动的，而是由企业活力推动的，而且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高。2002年，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就大大高于国有企业的投资。非国有经济有两个部分：集体部分和私营部分，仅私营部分2003年就跟国有部门打平了。1996年非国有就业还不及国有的就业，而到了2002年非国有就业是国有就业的一倍。从资产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资产周转率来看，非国有部分的效率比国有部门高得多，特别是把国有的属于资源垄断性的部分剔除，与非国有的差距就更大了。
《21世纪》：这一轮新的增长周期与前一轮增长周期相比，有什么特点？
吴敬琏：这次新的增长周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靠效率提高的比重增加了。
在2000年经济出现了向好迹象。首先是政府提出来说经济出现了重大转机，但是经济学界多数人都认为没有。为什么出现了这种争论？因为当时政府说出现转机的原因是财政投资，每年都有1600亿的国债投资。经济学家认为，靠1600亿投资就能够实现重大转机值得怀疑。后来证明政府的结论是对的，不过我认为政府的逻辑不对。出现重大转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经过改革活力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在沿海省份，非国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是新一轮增长的带头羊。
《21世纪》：但是您同时也认为目前经济过热。
吴敬琏：今年4月份，在国务院的经济学家分析会上，我那时是中立的，听了“正常”与“过热”两种意见，总觉得前一点不能说服人，可是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说“气可鼓，不可泄”，“气”这个东西那不是我们经济学家所能懂的。我发言说我无法评判，两种意见都依据不足。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可能说“过热”的意见有道理。到了第三季度的分析会上我明确表态，经济出现了过热。
《21世纪》：您判断经济出现的过热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吴敬琏：第一季度还看不准货币供应增长过快是短时期的还是持续性的，第三季度就比较清楚了。今年以来货币供应猛增，而且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
从2000年开始，货币供应量上来了，增长率没有太大的增加，跟1991年、1992年比较起来，很高的通货膨胀率变到零了，所以货币的超量供应表现非常明显。
货币供应的总需求无非有几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财政赤字，出口需求，严格的说不是出口需求，是外贸黑字，就是出口减进口，黑字的增加是需求增加，红字的增加是需求减少。今年财政赤字是稳定在去年的水平上，外贸是黑字，所以需求增长主要是投资增长。
今年投资增长非常快，是上一个周期1992年、1993年的最高点的水平。前三个季度，投资的同比增长是30.5%，11月份也没有明显下降。一年就增长了30%，这样不到3年就会翻一番。
“通货膨胀不会来得那么快”
《21世纪》：请您具体谈一谈投资增长引发的经济过热会有什么隐患。
吴敬琏：投资是由信贷支撑的，问题就出在这儿。前两天中央台还有一个节目说没事，说因为过去的投资都是政府财政拨款，现在是企业自筹的，而且相当多的是民间企业投资的，所以没有危险性，我认为好像把事情说得太表面了。
即使是民间企业，也要看它的钱从哪儿来的。如果是企业家、资本家自掏腰包，他恨不得一块钢镚掰成四瓣、八瓣，可是现在看起来，主要是银行的钱。即使是民间企业投的，大部分来源也是银行的钱。胡锦涛在三中全会上讲到了信贷增长过快，是有他的考虑的，这个考虑是对的。
去年全部贷款增加一万八千亿，今年上半年接近一万八千亿，后来中央银行采取了措施，但是今年的贷款增长还是要超过三万亿。贷款结构里中长期贷款增加的特别快，用短期资金来源支持长期投资，这中间容易出问题。第二，出现了不良资产很难发现，我们习惯于用旧的分类法，逾期贷款才算作不良资产。
《21世纪》：以现在的情况，是否容易通货膨胀？
吴敬琏：农业三年减产，所以农产品的价格涨得很快，有人说通货膨胀来临了。但我认为从总需求的分析来看，可能不会来得那么快。许小年教授有个测算，结论也是不会很快出现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品。
这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既然投资支撑的，投资又是靠贷款，过热可能表现不一定是消费物价上涨，可能是资产价格上涨。资产价格上涨能够吸收一部分活力，甚至能够吸收相当多的活力，经济学在90年代以后就比较注重这个问题了。90年代以前，人们认为过热，经过12个月到18个月，就会出现消费物价上涨。日本的这轮经济危机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可以长时期地不表现为通货膨胀。
《21世纪》：日本1986年的时候也面临日元升值压力，与我们现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比较类似。
吴敬琏：1986年日本是出口大国，美国的贸易赤字主要来自日本，当时美国压日元升值。日元升值以后日本的需求不足，就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需就取代了出口需求，增加货币供应，需求就上来了，从而拉动了增长。日本中央银行提出，如此大幅度的增加货币供应，会不会有不良影响呢？到了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认为有问题了，但当时日本政府不愿意紧缩，到1990年初一下崩盘了，直到现在13年的时间都没有起色。后来人们总结经验，看银根的松紧，不能光看消费物价指数，还要做另外一个分析，就是资产价格指数分析。从日本当时的情况看，有三种资产的价格不容忽略，第一，房地产；第二，股票；第三，期货。
《21世纪》：中国目前这三大资产的价格您认为是否出现泡沫？
吴敬琏：是不是出现泡沫，取决于作为投资买的和作为消费买的比重怎么样。就房地产市场来说，一般认为要是作为投资买房的人超过总的售房量的20%，就有危险性，这表明它是由投资需求支撑的，而不是最终的消费需求支撑的，就有可能出现虚升的价格。
另外一个问题是，消费者靠按揭买房，这是很普及的，但是开发商也靠银行的钱，这就比较危险。消费者靠银行的钱支撑买房，不是说绝对没有危险，比如香港大都是消费者，不是投资者，但是如果是投资者也是靠银行的钱，大大放大了风险。
第三个问题是，有一些地方房价继续在走高，可是房子入市已经好长时间不断走低了，这就有问题，就好像股票价格不断走高，可是基本面上利率在不断走低。
认为房地产泡沫不太严重的人认为，居民消费水平很低，所以潜在需求是很旺盛的；第二个论据，房子都卖得掉，没有卖掉的房子并没有增加。我认为这两个论据都是站不住的。第一个论据的问题是，分析总需求、总供给时是要看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不是自然需求，中国的消费水平低得很。第二个论据稍微要复杂一点，中国的资产市场是信息高度不对称的、不完全的市场，不完全市场有一个特性，就是在各个价位上都是均衡的，都能够出清，也就是说卖的人愿意卖，买的人愿意买。不完全市场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很高的价位上能出清，在很低的价位上继续往下掉，在不同的价位上都能出清，通俗的话就是越涨越强，越强越涨，另一方面则是越抛越低。另外还有房价跟工资的倍数也是一个因素。
《21世纪》：目前资产市场之外投资的增长也似乎很快。
吴敬琏：其它部门都有这个问题，只是不像资产市场那么严重。现在的投资增长从数量来说，可能除了房地产之外就是钢铁，钢铁企业大量上来，还有汽车和发电企业，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没有效率的，这就危险了，一发生经济波动就会出现闲置，会有一个连锁反应。
“投资效率低下引发的危机”
《21世纪》：您一直在讲投资效率低下最令您焦心。
吴敬琏：我们的投资效率太低了。MIT的教授克鲁格曼在1994年就预言东亚要发生危机，他当时指出的基本问题就是效率低。克鲁格曼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大概投一块钱到两块钱，就可以增产一块钱，马来西亚投五块钱才能增加一块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我们的情况都是2倍左右，投资两块钱，资本量增加两块钱，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块钱，从1995年开始一直往上。但从1998年到现在，在5-7元之间，投5块钱到7块钱，才能增产1块钱。已经维持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能维持呢？是因为有几个特殊的条件。
《21世纪》：有哪几个条件？
吴敬琏：最重要的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我们有大量的年轻的劳动力在干活儿，每年都会把一部分他创造的财富在银行储蓄起来。第二个条件，国有银行具有垄断地位。这样流程就能进行了：国有银行把钱贷给企业，不管是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这些企业进行了效率很低的投资和生产，把有一部分变成不良资产了，但是没有问题，因为只要还有很多年轻的劳动力在干活儿，就会有大量的资金进入银行，银行再用这个支撑效率提升。问题在于这两个条件如果不能长期维持，就会出问题。我国的情况是，在未来5-10年之间，这两个条件就会消失。2006年，银行业完全开放，人们有可能选择外资银行存款；另外，到了2010、2011、2012年，我们将进入老龄化，取存款维持生活的人大于创造的财富存起来的人。我想到《天下粮仓》里所说的，人们要取他过去储存的粮食，打开仓门一看，存在里面的粮食烂了，这就是东亚发生过的问题，我们要防止发生。
《21世纪》：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提高投资效率呢？
吴敬琏：最重要的就是把体制搞好。有一种意见我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现在投资太滥了，那么就用行政审批。我觉得这样弄不好会把有效率的项目管住了，没效率的照上。三中全会决议讲了结构的问题，根本问题还在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套配置资源的大机器，机器不好，资源肯定配置不好，配置不好效率就低。我认为五个方面的改进能提高投资效率：
第一，放开对民营企业的诸多障碍。当然，民营企业怎么提高效率也是问题；第二，国有企业在国资委成立进行布局调整和企业改革；第三，银行体系的改革；第四，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第五，政府职能的转变。《21世纪》：在整个流程里，银行的作用相当关键，但是我们目前并没有见到银行在这方面有大的作为。
吴敬琏：目前在我们国家银行不是真正的企业，比如出现经济过热，把第一道关的是银行，银行要保卫自己的财产，要贷款，一定要仔细考虑，贷了以后，一定要想办法让企业把钱用得好，但是现在的银行不是真正的银行，中央银行越位，中央银行可以确定什么可以贷，什么不可以贷。如果是银行自己的钱，怎么还用别人教它什么可以贷，什么不可以贷，可见是体制问题。
“国资委成立后的国有经济改革”
《21世纪》：您也一直在转变呼吁政府职能，认为这是改革的中心环节。
吴敬琏：现在不管是经营性的投资还是修大广场，主要都是政府决定。三中全会提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协调发展。过去的做法是GDP就是一切，发展等于GDP的增长。政府的政绩尺度，第一个尺度就是GDP的增长，所以一切都围绕GDP的增长。
最近一次政协常委会，经济组讨论了很长时间，工商联主席说我看来看去，现在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我认为至少这里有四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是调整干部考核标准，只是说应该协调发展，不要追求GDP，但是考核干部的时候，GDP是第一位的，有什么用？第二是财政收支问题，哪个地方GDP不上去，财政就没有钱了。北京有一两年的时间，认为北京市最重要的是建立高新技术创新基地和高新技术的生产基地，结果实施了一年左右，发现不搞制造业，财政困难的不得了，后来发现最来钱的是汽车，前一段时期，北京市的报刊、中央报刊、电视台天天都是北京的“200天奇迹”，这样来靠政府打一场人民战争。市场经济这么干，恐怕不行。第三，投融资体制改革要改，政府不能主管投融资。第四，党政领导机关不应该干预微观经济。
《21世纪》：您提到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在国资委成立进行布局调整和企业改革，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吴敬琏：关于国企改革我们经过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说，国有企业改革主要的方向不是放权让利，是制度创新，是现代企业制度；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强调，不但要建立公司，而且公司一定要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十五次代表大会除了企业的改制还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有进有退，布局调整；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了一条，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效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基础是多元性的，简单地说就是股份制，就是多元持股的公司，不要搞国有独资。这些战略构想我认为中央已经说清楚了，但是实际问题是每一个地方情况不同，各个阶段的老思路还在不同程度地起作用。
在最近一次政协常委会上，我代表经济委员会有一个发言，这个发言的题目就叫《国资委建立后的国有经济改革》，我说了三点。
第一，要坚决执行有进有退，布局调整。现在应该退的，好多都没有退。这里有两个障碍，一是有的部门不太愿意执行，认为国有经济削弱了，执政基础就会被削弱。二是退的时候腐败很严重。我建议国资委赶快拿出条例，就是退的时候产权变动要有规则，否则过两天乱子又来了；第二，留下来的国有企业赶紧改制，成为多元持股的公司，再把法人制度建立起来；第三，由国资委统一行使股东的权利，另外国资委不直接决定公司的重大政策，公司的重大决策是董事会定的，不是股东定的。就是这么三件事，如果这三件事做到了，我们的国有企业大多数就能够有条件按照现代企业运转。
本稿未经吴敬琏教授审阅
吴敬琏十四条谏言：
1、对目前的经济形势，我的结论无非有三点：从近期来看，形势喜人，没有什么大问题；中长期问题不小，主要是风险在积累，关键要保持有效率的增长；我们可能在两三年内都没有问题，但是五六年可能会有问题。
2、2000年有过一个很大的争论，到底是不是出现了重大转机，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健康的增长周期。我的论据是这个强劲的增长主要不是靠政府投资推动的，而是由企业活力推动的，而且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高。
3、在2000年有另一个争论，政府说出现转机的原因是财政投资，每年都有1600亿的国债投资；经济学家认为，靠1600亿投资就能够实现重大转机值得怀疑。后来证明政府的结论是对的，不过我认为政府的逻辑不对。
4、第一季度还看不准货币供应增长过快是短时期的还是持续性的，第三季度就比较清楚了。今年以来货币供应猛增，而且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
5、投资是由信贷支撑的，问题就出在这儿。前两天中央台还有一个节目说没事，说因为过去的投资都是政府财政拨款，现在是企业自筹的，而且相当多的是民间企业投资的，所以没有危险性，我认为好像把事情说得太表面了。
6、贷款结构里中长期贷款增加得特别快，用短期资金来源支持长期投资，这中间容易出问题。此外，出现了不良资产很难发现，我们习惯于用旧的分类法，逾期贷款才算作不良资产。
7、农业三年减产，所以农产品的价格涨得很快，有人说通货膨胀来临了。但我认为从总需求的分析来看，可能不会来得那么快。许小年教授有个测算，结论也是不会很快出现消费物价指数上涨。这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可能是资产价格上涨。
8、中国钢铁、汽车和房地产三大资产的价格是不是出现泡沫？就房地产市场来说，就有可能出现虚升的价格。认为房地产泡沫不太严重的人说，居民消费水平很低，所以潜在需求是很旺盛的；另有论据说，房子都卖得掉，没有卖掉的房子并没有增加。我认为这两个论据都是站不住的。
9、我们的投资效率太低了。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投资两块钱，资本量增加两块钱，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块钱，从1995年开始一直往上。但从1998年到现在，投5块钱到7块钱，才能增产1块钱。已经维持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能维持呢？
10、2006年，银行业完全开放，人们有可能选择外资银行存款；另外，到了2010、2011、2012年，我们将进入老龄化，取存款维持生活的人大于创造的财富存起来的人。我想到《天下粮仓》里所说的，人们要取他过去储存的粮食，打开仓门一看，存在里面的粮食烂了。
11、怎样才能提高投资效率呢？最重要的就是把体制搞好。有一种意见我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现在投资太滥了，那么就用行政审批。我觉得这样弄不好会把有效率的项目管住了，没效率的照上。
12、现在的银行不是真正的银行，中央银行越位，中央银行可以确定什么可以贷，什么不可以贷。可见是体制问题。
13、考核干部的时候，GDP是第一位的，有什么用？地方政府发现最来钱的是汽车，前一段时期，报刊、电视台天天都是报道北京的“200天奇迹”，这样来靠政府打一场人民战争。市场经济这么干，恐怕不行。投融资体制改革要改，政府不能主管投融资；党政领导机关不应该干预微观经济。
14、国资委成立后的国有经济改革，要坚决执行有进有退，布局调整。现在应该退的，好多都没有退。这里有两个障碍，一是有的部门不太愿意执行，认为国有经济削弱了，执政基础就会被削弱。二是退的时候腐败很严重。我建议国资委赶快拿出条例，就是退的时候产权变动要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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