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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建幸--我从不怀疑中国的必然崛起
本报记者符定伟
江苏泰州报道
在众多的家电企业的老总里，陶建幸是比较低调的人，这位春兰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的言行有些“另类”。
当别人大张旗鼓上家电的时候，他提出家电业会很快成为“鸡肋”，转而进军汽车业。当他在卡车领域收获了一轮又一轮之后，更多的家电企业才如梦方醒，跟着他跑进汽车业。
2002年，陶建幸宣布春兰不只是家电企业，这成为该年度春兰最大的新闻。他说：“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上，现在的春兰都不能完全叫作一个家电企业，春兰的家电公司是家电企业，但春兰集团不是。”他的底气缘自此时的春兰已基本完成多元化战略的构建：卡车的产销量已入全国三甲，电动自行车也在2000年底投产，新能源产业亦初具规模。在他的名言“农民能生产的东西，我们不干”的背后，是他的投资理念：技术和投资门槛。
整个2003年里，作为中共十五和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陶建幸基本没有接受媒体的访问，就在今年快结束的12月23日，陶接受了本报的采访。
春兰的“西瓜效应”
《21世纪》：今年以来，一些家电企业开始转向汽车业，而春兰早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进入汽车行业，当时你是如何有这个“先知先觉”的？陶建幸：家电业兴盛的时候，大家都赚了钱。如果别人赚了一桶金的话，春兰就是赚了10桶，而且是连续赚了6年，但是金子不是永远挖不完的。1993年，当家电业还方兴未艾时，我们开始讨论出路问题，因为我们当时意识到，要不了几年，家电业就会成“鸡肋”。按照国外家电市场的发展情况，彩电价格会下降，接着会是洗衣机、冰箱，现在空调的价格也在大幅下降。
目前，春兰的财务已经多元化，其他产业的利润已经大大多于家电，这样我们就有精力反扑家电。明年12月，我们准备再上一个300万台新的空调工厂。这是我们所说的“西瓜效应”，也就是说，今年西瓜好卖，大家都种，明年就过剩，而等到大家都不种西瓜的时候，西瓜价格就上来了。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衰落下去的产业，你不要指望它成为公司的增长点，这是前提；第二，利润很少的行业要靠规模；第三，我们现在可以腾出手来，花很少的精力，但收益尚可。我们的原则是，收回投资，略有利润。我们的低端产品，保留着，但限制它的量，主要的战略不变。这实际上有点模仿欧美目前的作法。
《21世纪》：当时春兰进入汽车业，为何不上轿车而是选中了不时髦的卡车？
陶建幸：首先，当时汽车业的格局是“三大三小”，春兰要上轿车的话必须曲线救国，投资量要上百亿，付出的代价太大，目录不容易上，这是国家政策限制；第二，大家都想干的事我就不想干，这是我长期股市操作的经验。现在看来，如果说当年的彩电、冰箱企业捞到第一桶金的话，现在投资轿车的国内资本，除了国家保护的三大汽车集团，都没有捞到钱。轿车的价格还在急剧下降，进入轿车的国内资本，还没形成规模，便沦为外国品牌的加工者。而投资卡车，一方面是这个领域竞争不激烈，投资强度不大，只有轿车的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外国品牌基本没介入。这是天赐良机，为何不干？于是我们避实就虚，一上卡车第一年就赚钱了。当一汽二汽意识到卡车市场想回头时，他们已被轿车拖住了。
中国必然崛起
《21世纪》：你觉得中国各行业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竞争是想像中的，哪些变化是没想到的？
陶建幸：加入WTO前，我参加了一个高层论坛，当时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农业问题，我认为恰恰相反，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是农业，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中国的农业采用传统的技术，但是农民的学习和模仿能力很强，一旦农民走向世界，他们的能量不可忽视。现在，市场上有很多高档水果，我以前认为是进口的，实际上不是，是中国农民生产的，只不过是打着进口的牌子。
《21世纪》：中国制造业目前对出口越来越倚重。零售巨头的吃货能力很大，但它们的砍价能力也很强，它们往往挤掉制造商的利润，中国的制造企业应如何应对？
陶建幸：工厂与下端的销售商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如沃尔玛、苏宁等，将来会成为主流渠道；第二种是一些大的公司，带技术和品牌指定生产；第三种是直销。
销售商压价始终有一个前提，如果这个货谁都能生产，它就有资格压价，但如果这个货别人不能生产，只你一家，它就没法压价。我的观点是，凡是农民能做的我们最好不要做，我们要做一般人不能做的，这是大企业应该考虑的问题。
这是我们常说的两个门槛：技术和投资门槛。比如彩电，我们不做，因为技术和投资门槛比较低。在市场饥渴的时候，这类技术要求不高的产品可以生产，但当市场达到平衡的时候，不能再生产。
《21世纪》：日本人最近提出要振兴制造业，他们的策略是把工厂往中国和东南亚迁移的同时，保留品牌尤其是核心技术，他们认为这样肯定能打败中国制造业，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陶建幸：不能这么说。在低端产品上，中国人还是有市场。日本制造总要往高端走，因为他们的成本更高。市场总会形成高、中、低不同的层次。
但是，如果中国制造的技术始终停留在低端，你会发现成本受不了。制造业的发展基本上走的是从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的过程。中国的家电业早几年喊要突围，实际上是核心技术没有，目前，很多企业开始行动了，比如，中国对通讯技术的支持。再如显像管，一些企业通过合作引进显像管技术。
《21世纪》：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产权改革时，有16字方针(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你能否谈谈对此的理解？
陶建幸：这个问题，我与很多国外的企业家交流过。GE的前总裁杰克·韦尔奇在企业的股份趋向于零，他基本没有GE的股份，这与我们大张旗鼓说企业领导人要持股恰恰相反，而一些家族持大股的企业如洛克菲洛，现在情况并不好过。
问题是，杰克韦尔奇没有企业股份，为何还会拚命干活？因为他解决了分配问题。韦尔奇在GE的收入每年约4000万到5000万美元之间，这解决了积极性问题，这不一定要控制股权。我一直认为大企业与小企业是不同的，小企业的经营者要控股，这才能解决船小好掉头的问题。大企业要解决的是分配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坚定不移的，而且坚持调控二次分配，而不是一次分配。
我认为，股权不是主要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关键是人才的选拔，要有详细的标准，而且要解决好分配问题。
《21世纪》：“搞钱”的观点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国家的金融安全。现在争论比较大的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要不要放开，放开的话存在风险，但是不放开靠我们自身的力量很难把中国的金融做强，对此，你是如何看的？
陶建幸：一定要开放。现在对经济全球化有质疑，主要是扩大了贫富差距，但是经济一体化带来了发展，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造成了一定的贫富差距，但中国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
《21世纪》：您怎么看外界的一个观点是，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陶建幸：21世纪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一定会起很重要的作用，但能不能成为中国世纪，我不敢说，这有几个指标：
一个是GDP，我们GDP的总量现在是世界第五，但人均远远落后。要记住不能用我们的将来与美国的现在比。中国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二是中国人的整体人文水平，包括教育水平、道德水准等。这要有一个综合的系数，比如我们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率。
第三是科技竞争力。我们技术的基本水平要达到一定的程度。
这些数据算出来后，我们才能说是不是中国世纪。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我一点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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