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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虽然往往要用钱来计量,钱却并不等于财富。人们刚刚发明钱的时候,钱是以它所含的金属的质量来执行它的功能的。而由计重向计数变化,则是其必然的趋势
报载,胡润和《福布斯》先后推出了中国富豪榜,丁磊荣膺两榜魁首,据说他个人资产达人民币76亿元以上。在一般工薪族看来,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或叹曰,这么多钱怎么花呀！然而对于财富,站在不同时空的人,看法绝然不同。诗人郭小川当年在甘庶林-青纱帐一诗中写
到抗日战士在青纱帐里憧憬未来:到了共产主义,狠狠心一天抽他两支香烟。而在据称拥有76亿财产的首富丁磊看来,他除了工资,其实什么都不能自由支配--那76亿财产,不过是网易58%股份的市值罢了。就是想卖掉它,也得经过一定的公众程序。就以市值而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拥有几百亿财产,而且还是美元。但一次股市跌宕,并且根本不是他本人的过错,几十亿资产就会消失于无形。仅仅这无形中消失的数字,就会让青纱帐里的战士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是个什么概念。但这个消失的数字,仍然不过是市值。比尔·盖茨本人是看不到那堆积起来肯定如山的美元的。尽管看不到,统计数字的单位,却还是美元。可见在现代社会里,财产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总是要用钱而不是香烟来计量的。
然而钱是什么?在世俗看来,钱就是财富。张天翼著名的《大林和小林》里写到,一贫如洗的大林终于成了富人,偶然落难到荒岛。他想要钱,如雨的金银几乎将他掩埋,却无法买到一块大饼,只能等死。在出世的人看来,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富贵于我如浮云在斗升小民看来,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而在投机家看来,没有钱,空手也是可以套白狼的；在经济学家看来,钱不过是配置社会资源的工具；而在历代统治者看来,钱则是可以翻云覆雨,玩于股掌之上,聚敛民间财富,充盈国库之虚的宝贝。
一件事物一旦从母体脱胎出来,它就有了母体所不能左右的自己的规律。钱也是一样。人们刚刚发明钱的时候,钱是以它所含的金属的质量来执行它的功能的。所以秦始皇统一货币时秦国的钱币上明确铸有半两二字。从发现的实物来看,统一之初,钱币确实重半两,即十二铢。但是钱币即已定了型,在流通中是只须计数而不必枚枚称重的,这就为钱币减重创造了条件。汉武帝为汉朝制定的钱制是五铢钱。钱上写五铢,每枚钱的重量也是五铢。而西汉的钱币减重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实际重量往往不过二三铢。以至西汉末年,王莽首创了一个钱币大戏法--铸造名实严重分离的大钱。王莽曾对钱币进行过四次重大改革,致使钱制纷乱之极,最具代表性的是契刀和金错刀。这两种钱都打着复古的旗号,以战国时期的刀币为原型,设计成工艺化的刀币形象。契刀注明五百,也就是值500枚五铢钱。但它的实际重量不过相当五六枚五铢钱。金错刀也就相当十几枚五铢重,写的却是一刀平五千,规定币值相当5000枚五铢钱。这个主意太离谱了,完全脱离当时人们对钱币的认识,为了昭示信用,一刀两个字用了错金法,一本正经地用黄金镶嵌而成。结果不过一年,王莽自己就不得不找个借口把它废除了,这个错刀成为一个历史的笑话,为后代只是留下了一个铸成大错的双关成语和一件精美的古董。王莽企图借助政权的力量利用钱币创造财富,换来的却是王朝二十几年的短暂寿命。
其实,钱币既已被发明出来,由计重向计数变化,是必然的趋势。譬如在宋朝,如果不是买针头线脑或是武大的炊饼之类,但凡以百计数地用钱,原是可以不用一枚一枚地数钱的。政府的正式规定是可以77枚按100枚计,这叫省陌。在市井间,还可以更低,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习惯用法,比如金银行业可以用74枚,雇佣婢女可以用68枚等等。但是也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必须得到社会的共同认可,不能距离标准悬殊过大,也就是要有游戏规则的。宋徽宗时期,宰相蔡京为了扩大财政,强行推广当十钱。古代一枚标准的钱币称为小平钱,为了节省制造成本,政府曾经铸造一些相当两枚或三枚小平钱重量的钱币,称为折二、折三钱,因为重量相当,使用方便,民间也愿意使用。但是蔡京推行的当十钱,实际不到三枚小平钱的重量,却规定为当十枚使用,顿时引起市面大乱。有的地方商人罢市,人们拿着钱买不到东西。因为三枚小钱就相当一枚当十钱的重量,民间盗铸蜂起,纷纷用小钱改铸大钱以获利。徽宗在宫里设宴时,助兴的伶人演了一出小戏。一个客人到豆浆摊喝豆浆。原本一枚小钱一杯。客人拿了一枚当十钱,喝了一杯要求找钱。卖豆浆的不愿要当十钱,就说,我刚出摊,没有零钱,请你再喝豆浆吧。客人一连喝了五六杯,实在喝不下去,拍着肚子说,要是蔡相公发行当百钱那就惨啦！据说徽宗因此大悟,废了当十钱。
其实古代并非没有发行过当百钱。前面提到的王莽不算,三国时期,北方的曹魏,使用的钱币虽然有减重,但还是五铢钱。西南的蜀汉,却发行了当百钱,否则,西蜀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南征北战,政府钱从何出?发行大钱无非是强迫人民接受,从而用掠夺的方式支持战争罢了。东吴更是铸造了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甚至大泉五千。结果如何呢,最终获胜的不是铸造了当百的西蜀,也不是铸造当五千的东吴,而是只用五铢钱的曹魏。
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国人至今心有余悸的。当时法币已经完全无法使用,人们上街购物,携带纸币必得车载捆量。政府改行金圆券,一元金圆券换法币300万元,所发金圆券的最高面额还是达到了一百万元。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的新疆,由于交通不便,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区,被允许自己印钞。到全国解放前,新疆发行了面值达60亿元的纸币,成为中国历史上钱币面额之最。然而据老人说一张60亿元的纸币,在当时所能购买的,不过一块馕(新疆的烤饼)而已。人们纵有亿万钱财,就如荒岛上的大林,还不如拥有一块馕来得实惠。
可见,财富虽然往往要用钱来计量,钱却并不等于财富。更何况今日之钱早已不是昔日的铜子儿,存折里的是钱,信用卡里的也是钱；债券可以是钱,股票也可以是钱；钱可以是远期的,透支使用还可以是负数的。今日的钱千变万化,可以创造财富,也可以创造泡沫,正如甄士隐所唱……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晚清以来,致力富强救国的,有推崇实业者,也有推崇金融者。推崇实业者认为,国家富强终究要靠物质财富；推崇金融者认为,金钱能够创造财富。然而实际上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只是它们之间的关系自有规律在,谁若轻视规律,或者想自己另行创造一套规律,那也自有王莽、蔡京的前车之鉴在。
姚朔民,1947年出生,原籍上海。50年代中期进京。60年代到青海山沟里建设三线,8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钱币博物馆编审、副馆长,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货币史委员会主任,《中国钱币》副主编。《中国古钞图辑》、《国际钱币制造者》等著作的编撰者,中国钱币博物馆陈列总设计。另有论文、译作等数十种。曾荣获第一、二、三届中国钱币学会优秀学术成果金泉奖。
作者：中国钱币博物馆副馆长 姚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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