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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法学家)：从一个法学家的角度观察一个转型社会，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就是一方面私权利觉醒了、扩大了，而另一方面公权力又维持着很大的干预和控制，这就构成了转型社会里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必然冲突，甚至是某一个时期、一个时段更尖锐的冲突，这是客观规律造成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私权
利和私权利每日每时也在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并不可怕，因为两者居于平等的地位，公权力和公权力也会发生冲突，但是这样的冲突也有比较好的解决方式。但是当公权力、私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私权利处于相对弱者的地位，它敌不过国家的权力。在法制社会里面如何解决公权和私权的冲突，如何限制公权力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保障私权利不受侵犯，这是具有现代法制意义上的重要的课题。
2003年将要过去，2003年应该说有几个重要的事件值得反思，并通过反思对2004年加以展望。
2003年发生在我们国家和社会里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是非典危机，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给我们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也引起了对于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上的进一步思考。
法学家首先提出来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在这样涉及到公民生命健康权的时候，国家和政府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这里面首先就是要向公民披露真实的信息。许多法学家提应当规定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究竟包括哪些？哪些应当是知情的，可以知情的，必须知情的，哪些是不能知情的。国家正在制定政府的信息公开法，我想我们的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非典的第二个启示就是政府要有公信力。我们不是在喊“市场正在呼唤信用机制”，不少场合讨论市场体制的信誉体制。市场经济里面这个信誉是私信誉，是各位私人的公司作为一个法人，作为一个公司应该有的信用。但是此外还应当有公信力，也就是政府的信用。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信用，恐怕要比一个公司失去信用对社会的危害大几十倍、几百倍。对于政府公信度的确认，是对于我们管理人员职责很好的一个鞭策和监督。
非典对我们的第三个启示是吴敬琏教授提出来的要建立一个可问责的政府。我想可问责的政府也是政府的公权力和私权利冲突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机制。
除了非典之外，我想大家都知道孙志刚案件，为此三个博士生向全国人大提出来要求废除1982年国务院通过的一个法规，而这个法规和现在立法规定是相违背的。不久前又出现了河南省人大通过的《种子条例》和全国人大通过的《种子法》是不是有矛盾的问题，如果有矛盾谁来确认的问题？2003年还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们很多人包括领导的高度重视，一个自焚事件引出了对拆迁方面尖锐矛盾的关注。拆迁矛盾涉及到个人权利如何通过法律加以保障，什么叫做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加以补偿和赔偿。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现在有些地方比如南京市对于补偿的办法做了修改，力求使补偿金额符合应该补偿的价值。
以上这些是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非常根本的问题，我们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够使得私权利得到应有的保障，才可以对长期以来我们比较庞大的公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和制约，才能让我们国家的法制更前进一步，我相信2004年中国的法律会沿着这个道路前进，我有这个信心。经济崛起与政府转型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的崛起至少应该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层中国经济的崛起；第二层是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的崛起；第三层是中国文化的崛起。就目前来讲，应该说中国经济的崛起远远快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中国企业家的崛起又远远快于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崛起。
我们现在制造业出口的50%产品都是外国的企业在帮我们出口，中国的企业家在国际上并没有形成像印度这样经济虽然不发达，但是企业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远远比我们高的这样一种状态。为什么形成这种状态？我想它是与我们政府的行为、政府的运转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在我看来中国政府的转型、转轨需要注意六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我们的政府怎么能够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转变到一个有限政府。我们现在的政府仍然管的太多，过去几年里面，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精简行政审批，我们仔细看一下，好多行政审批在另外机制下又得到了保持，而一些政府部门减少审批数量，而真正含金量的审批并没有放弃。
第二个方面是如何从一个“离线”的政府转变到一个“在线”的政府。我这次去诺贝尔周的时候参加了思科公共管理论坛的高层峰会，在这个会上我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各国政府都在加强电子政务，提高政府的效率，提高政府的质量，我们中国电子政务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世界上不少国家政府已经在电子政务的第三、第四阶段，真正提供服务，而中国大部分政府仍然还在第一阶段。
第三个方面，政府怎么从一个地区性的垄断者转向一个全球性的竞争者。在长期封闭的经济当中，我们看到政府是一个垄断者，因为没有人跟它竞争。现在全球化，而我们政府面临一个很大的观念转变，不再是一个垄断者，因为人才在流动，资本在流动，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政府也是许多竞争者之一，有美国政府的竞争，跟英国政府的竞争等等，这就要求我们政府真正把心态调整过来，真正从一个竞争力的角度提高政府的竞争力、政府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第四个方面非常重要，政府如何从一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转变成为一个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在过去，我们政府只是制定规则，并不习惯于遵守规则。现在在全球化进程下，政府不仅仅是制定规则，更重要是遵守规则。其实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法制的国家，大部分规则是为政府制定的，是如何防止政府滥用职权，我在不同场合曾经讲过，包括为什么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其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从效率的角度、公平的角度都是不太现实，我们之所以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为了限制执法者滥用权利。
第五个方面是政府如何从社会的控制者转变成一个社会的服务提供者。在这里面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有关信息的问题，政府好多部门拥有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本来是为社会服务的，应该无偿地或者适当地收费提供给企业，提供给研究人员，提供给老百姓。但是我们好多的政府部门把这些信息垄断起来，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信息就是权利，它垄断了信息就是垄断了权利，它不愿意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企业，提供给老百姓。
第六是如何使我们的政府转变为客户导向的政府。政府应该把老百姓看作客户。就像企业把客户看作上帝一样，以客户为导向，以老百姓需要为导向的这样一个政府，在政府内部就不能够说干什么事情你说政府怎么方便，而应该说老百姓怎么方便。我们应该在政府管理当中引入CRM就是客户关系管理，包括看一下政府的网站的设计，是不是真正按照客户导向。
如果真正做好这六个方面的工作，我想中国经济就会有一个更大发展，中国就会真正崛起世界级的企业，真正崛起世界级的企业家。国资改革的未来路径
邵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今年是启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年。国务院国资委的组建，首先是在中央政府的层面实现了国有资产融资等几种形式，这显然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对解决国有企业责任不清等弊端创造出一个配套的条件。在国务院国资委组建完毕这几个月时间里，国资委抓紧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游戏规则，促进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规范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第二是为了增强我们所监管企业资产状况、经营状况的透明度，摸清国有资产的底数，国资委下发了国有资产清产的办法，同时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外派监事会的工作，更有效的利用中介机构。第三是建立企业经营的业绩考核制度和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针对原来中央企业没有经营目标而且是企业经营者自定薪酬的状况，规定明年开始对全国的国有企业实行经营目标管理。第四是改革国有企业的选任责任。今年对中国联 通、中国通用技术等六家企业的七个高层岗位进行了公开向社会招聘的试点工作，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这为下一步扩大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取得了经验。第五是推进中央企业的改革和重组，包括推动中央企业的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推进主辅分离，辅业改革工作，并且还对国有独资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研究。(上接42版)
我们初步研究的工作重点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是抓紧推进地方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在今年年底有可能基本完成，但是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真正组建完毕，并真正开始工作还需要一个过程。这几年地方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的步伐很快，但是由于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推进的改革因而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这种缺陷对于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来说，主要影响改革的过程。由于没有明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责任主体，改革的过程很容易出现各种不规范的行为，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对于国有大企业改革来说，这种缺陷不但影响改革的过程，而且影响改革的结果，因为在出资人不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公司制改革，除了比较彻底的实现股权多元化的企业之外，一般不会有什么效果。所以近来一些地方政府想利用改革国有中小企业的办法改革国有大企业，这实际上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强地方管理机构的改建并加强指导，使国有出资人尽快到位的因素，尽快加入到改革过程当中是十分重要的任务。
第二是完善改革的措施。从道理上讲没有不可改革的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要做到科学的考核非常难，所以对实行目标管理，启动是相对容易，进一步的完善还比较难。明年也是中央企业经营者实施年薪制的第一年。同时作为一个完整的、规范的薪酬制度，仅仅由短期激励，仅仅靠以名义收入是不够的，有些企业可能使用期权的办法，有些企业可能要采用薪金制，规范职务消费也是明年要出台的。公开招聘中央企业高官人员是市场化配置人力资源的成功方式。明年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扩大招聘的范围，增加招聘的数量。同时要积极推动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选人、用人机制向中央企业的内部延伸，以促进中央企业内部认识制度改革的推进。
第三是进一步加快中央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通过股份制实现股权多元化是国有大企业改革的方向，但是由于中央企业非常特殊的经济地位，实现股权多元化显然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必须认真研究国有独资公司的有效性，目前中央企业绝大部分是按企业法登记注册的国有独资企业，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由于一般工作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所以把一个大企业交给一个经理班子经营实际上是交给总经理一个人经营，这显然是有风险的。中央企业也有少数按照《公司法》注册登记的国有独资公司，这些公司虽然有董事会，但是董事会与经理班子高度重合，由于目前两种体制都存在缺陷，所以完善国有独资公司，或者国有独资企业的有效治理方式就显得十分紧迫。国有独资企业要进行公司按制改革也是总的方向，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如何选择，履行什么职责，怎么考核、激励、约束机制都是非常复杂的操作过程，都需要通过试点去回答。所以明年我们准备扩大这方面的工作，我想对国有大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带来重大的影响。
第四是进一步探索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完善社会经营制度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从道理上讲，资本收益和经营者的基本决策，处于监督层次的政府性质的出资人，比如国资委，我们感觉这样的重大决策权显然应该下放，因为国资委不可能比企业更了解市场，而且如果中国企业的重大决策都要出资人批准，国有资产的经营责任就会沿着审批的渠道上溯到投资人。所以，我们想必须投入授权经营的方式，把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利部分授予出资的董事会行使，以规范政府的出资人机构与企业的关系。建立国有资本经营制度也是完善国有资本经营的重要任务。明确国有资本的使用方向，一方面是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实现有进有退加强重点需要，也是管理好国有资产，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
这四个方面是我们对明年的初步打算。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是高度挑战性的工作。我们国资委会非常谨慎研究、探索这方面的改革，争取把这项高度复杂、高度挑战性的改革工作能够做好。
(本版内容根据现场录音资料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图片由罗健、董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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