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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冉学东
from北京
“社会上对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管理现状有点误解。”12月20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杨凯生先生首次对近几年来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进行检讨，台下听众触动
很大。坐在记者旁边一个金融业内人士低声说：“杨总一向都很低调，今天怎么说的都是心里话，他今天确实道出了不良资产处置中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的制度缺陷。”
“杨总说的确实有道理，”中煤信托研究部副总经理李振蓬对记者说，“既然叫不良资产，那它的实际价值一定是低于账面价值的，所以它的价值应该由市场说了算，市场给它多少价，就应该是多少，现在说不良资产的回收率的问题，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公允地说，资产管理公司的近几年的处置进度还是可以的，至于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应该从制度上找原因，其实很多问题大家早就意识到了，但是政策方面还是反应比较慢。
李振蓬特别赞同杨凯生的这个观点：“当初不良贷款处置就应该是市场化运作，应该要求银行把现有的不良贷款按照市场的供应价出售给专业化的处置部门、处置机构。比如说外国的投资者，包括中国的其他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不能人为地定价。”她说，这个观点正是我们平时想说又没敢说的，国内有这么多的投资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等，它们正苦于没有这样的业务，而资产管理公司人为地垄断了这块市场，造成了市场的扭曲，不但使得处置的效率低下，而且不利于这些公司的正常发育。
由此她还联想到最近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公开发标的250个亿的不良资产处置，国外大投行趋之若鹜，不挣钱它们是不会来的。她说，像他们这样的信托公司正是处置不良资产的专业公司，但是却没有它们的份，她最后用了一个词：“这就是宁让外帮，不予家奴”。
中信证券宏观经济研究部经理彭立新说，他在开完会后，还在网上认真看了一遍网上的转播。他认为，从杨凯生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来，国家在不良资产处置上将会有大的政策出台，第二次剥离已经是肯定的了，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我就很赞同杨凯生的观点。”他说，当时剥离不良资产，成立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其弊端就在于当时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不是独立的部门，而是四大行一个内部机构的一个演化，这样，其处置不良资产就缺少一定的独立性，当时剥离也不彻底。要做到市场化的剥离，这些参与的主体必须是市场化的，大家公平竞争，参与竞价投标，这样才是公平的。
彭立新还对杨凯生先生关于国家不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举的那个例子深表认同，他说，就像杨总说的，一个楼，不封顶可能只卖到200万，但是这个封顶可能只需要50万，就可能卖到400万、500万，这样不但处置了不良资产，而且赚了100万、200万。但是国家的政策是不允许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可能是害怕再产生不良资产，但是，这也确实束缚了资产管理公司的手脚，因此杨总就会抱怨：“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回收率怎么衡量，我不是坐在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位置上喊冤枉。”他最后对记者说，这次的剥离市场化程度一定会高一些，参与的主体会多一些。
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的于东智先生对于不良资产的形成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一个国有大型矿务局临到年末发不出工资了，工人们没钱过年，但是矿务局又没钱发给工人，局长把情况反映到省政府，省政府再反映到国务院，国务院马上下文要银行出面解决苦难。“其实这些钱都应该是财政来拿，由银行来做就是不对的，这种事情在以前是很常见的。”
于东智认为，应该由中介机构来对不良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或者直接到产权交易所去公开竞价出售，只要程序是公开透明的，不良资产处置就会是公平的，效率就是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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