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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理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有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寿命为期十年的说法，如果十年内完不成怎么办？
杨凯生：最初的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寿命为期十年的说法现在已经不存在。第一，资产管理公司成立运作一年多以后，国务院颁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条例里面，已经取消了关于存续的做法；第二，这四年多来，随着处置不良资产的专业化队伍的逐步形成，随
着我们处置不良资产经验的逐步积累，我相信，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这支队伍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下一步的改制过程中，可能还要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现在的提法是，一方面要加快现有不良资产的处置，另一方面要加快向商业化、市场化运作方向的转型。
夏斌：据我了解一些情况，包括美国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如何防止在处置不良资产中间的腐败现象？
杨凯生：如何防止不良资产处置过程当中的腐败或者道德风险问题，这是群众很关心的问题，也是监管部门很关心的问题。人们非常担心资产管理公司会不会低价地把一些资产处置了。第一，我们要注意，不要以为账面数字的完整就是资产不流失。为什么说它是不良资产？因为当时发放的时候是1亿，只收回1000万，现在无法收回1亿，这1000万我们称它为不良资产。不要希望1亿的不良资产处置以后还要变成1亿；第二，资产处置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实现价值最大化。我想如果这个不良资产在银行剥离的时候，就是通过市场化机制运作的，比如说是通过10家、20家公开竞价的价值，我认为这个剥离价格相对来说是市场认可的价格。
我认为还应该有第二次剥离。第一次剥离确实有欠缺，资产管理公司被赋予道义上的压力，就是按照账面剥离。比如4070亿，我收回2000亿，2000亿是不是你们腐败了，即使我收回3500亿，还缺800亿呢？所以，缺少一个科学的评判过程，这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
我们现在的解决办法是，第一，处置过程的规范化，也就是说我们每笔资产的处置，任何人说了都不算。从基层一直到总部都有资产评估委员会、资产处置审查委员会，任何一笔资产的处置都是由委员会来决定。而且，作为最高领导总裁或者我们分支机构的总经理，没有权否决委员会的决定。所以我想这可以杜绝腐败问题的发生。
再一个，我们坚持处置方式的公开化，能搞竞标就搞竞标，当然有一些不适合搞拍卖和竞标，我们还创造了公示的方法，这可能是无奈的选择，但是我们考虑这可能会起到一点作用。
夏斌：能否介绍一下韩国或者其他国家不良资产回收率。据报纸披露，我们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回收率现金是25%，资产的30%左右；第二，总体上，我相信在处置中间是比较透明，但是在个案上面，有没有问题。比如一台汽车变卖，由于各种证件不全，就非常不值钱，也就一两万块钱。但是变卖以后，通过关系把这个车的证件搞下来，马上就变成十几万块钱，有没有这样个别的案例？你们有没有什么激励机制，使得它有动力把国家不良资产卖的价格越高越好？
杨凯生：不良资产处置回收率的比例不能比较，要比较我们先和美国最著名的RNTC比较。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政府为了解决当时类似于我们的住房贷款，专业金融机构出现了大量的风险——2000多家住房机构的贷款，美国RNTC收购了这两千多家机构的资产来处置。但是奇怪的是，好象一直查不到RNTC的不良贷款回收率是多少。但是我看到国内有媒体、学者说，RNTC的回收率肯定比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高，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不如美国的RNTC干得好。我专门找了一下RNTC的前首席运营官问了一下。RNTC收购了两千多家储蓄贷款机构、发生流动困难的金融机构的全部资产，大概是4500亿美元。但是真正属于不良贷款是1500亿。实际上它收回的资产有1／3属于不良贷款，2／3属于正常贷款。因此，它的处置过程是凭借2／3的正常贷款拉动效应，带动了处置结构的实现。
我们收购的是继续运营的金融机构专门剥离出来的不良贷款，因此和一个发生支付困难的金融机构的全部资产相比，它的质量上不具有可比性，它的回收率当然不具有可比性。我认为，它有3000亿的优质资产在支撑，最后实现了损失800亿。
韩国的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首先不是按照账面收购，是按照银行的谈判价来收购的。每一次、每一包收购的不一样。他们有个回购机制，你说40%，我说30%。你不行，我来处置。处置不行，银行回购。我想下一步恐怕还是要靠市场管理体制来约束。
举一个例子。一辆汽车放的时间长了，没电了，打不着火了。因此拍卖的时候，钥匙一插，不动，那就5000块钱。实际上谁都知道，只要花800块钱买个电瓶，可以卖个30000块钱了。资产公司是不可以这样做，这叫再投资，这是违规的，有可能制造新的风险。你的责任是把这个资产卖出去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回收率究竟怎么衡量？我们能不能够把真正的资产实现最大价值？不是因为我今天坐在资产管理公司总裁的位置上喊冤枉，如果给我们更灵活、更充分的机制，我们的回收率会比现在更好。
夏斌：说明我们在尽可能收回资产过程中间还有制度缺陷，应该可以收到更多。
焦瑾璞(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金融涉及到不良资产、银行的债权。不良债权有一块是债转股，企业好了，股就比较好。这里涉及到不良资产的定价问题。当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把不良资产划到四家管理公司是按账面价一比一。目前债转股企业变好了，你有一百股在那里，当时账面价钱是10000块钱，现在绝对是比10000块钱高的。
但是企业想，政府以什么价格还给你。在很多债转股企业里面，一般是两大，一个是华融，一个是信达，这两家资产管理债转股有的高达80%，而真正的企业只有20%左右。但是你又没有带进去一些管理、生产经营，它又只是小股东。如果理论上再规范一下，就是债转股以后金融股权的续留和定价问题应该怎么办？
杨凯生：债转股是为帮助国有大型企业走出困境采取的政策、实施的特殊手段。它帮助大批的企业大幅度降低资产负债率。
当然债转股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债转股以后还有不少企业，尽管停止支付利息。这是财务上的问题，更重要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债转股以后，能够逐步实现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但是看来这里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不少。比如刚才说我们可能在一家债转股企业绝对控股，最高我们的股权是占98%，但是，资产管理公司不派人出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当然我们要参加董事会、监事会。所以，名义上大股东不怎么像大股东，这里面确实有缺陷。这些问题，资产公司一家难以解决，还需要进一步在资产管理的改革中解决。(本版部分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摄影：罗健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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