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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
夏骏著名电视人
嘉宾
任志强华远集团董事长
杨东平：文化学者
赵康：城开集团董事长
超前意识与法律滞后
任志强：北展是五十年代末最优秀的，但是现在来看，它已经淹没在大潮中了。这给我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超前的意识，从已经建成和完成的情况来看，它是不可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我想，超前的意识可能是建筑商的责任，台湾大学是日本人占领时的建筑，当时设计是容纳八百名学生，现在已经是两万到四万名学生，仍然不显得拥挤，我们中国的学校没有一个能做到。如果把这些责任都推到发展商的身上，我们也不认为对，我们的角色就是政府的决策，这就形成什么结果呢？政府得病，老百姓吃药。可能我们把这个逻辑延续到房地产所有环节都是这样的。
第二个启示，法律滞后所造成的损失。在我们的财产所有权上，一直没有解决一大二公的问题，今天因为居住而产生了所有产权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物权法。过去我们的产权是随着人的身份而产生的，公私合营了，把所有的财产权取消。但是今天，因为财产而赋予了你一个民主自制的权利。倒过来说，我们的发展商既是我们物质文明、城市创新面貌的建设者，同时也是中国民主与法制、精神文明的一个创造者。
赵康：最近对于房地产商的批判很多，我觉得最近的批判都不够有力，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20年，在这个过程里面，中国的住宅建设走了其他国家百年的历史，所以发展太快了。
应该说，对于大部分城市的建筑，政府也有很大的责任，但是现在我觉得房地产是一个无序的状态。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没有出一个建筑大师，评了许多也不行。只有住宅，没有社区
杨东平：在社会上，房地产商现在是社会最强势的人群。所以，我想以一个居民的身份谈谈我对新住宅的感受，或者也叫反思。由于我们搬进了新住宅，我们从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从一个单位人变成了一个居民，这种改变确实是非常深刻的。
当非典到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社区仍然只是一个建筑的空壳，还没有真正的社区，有居民但还没有社区。大家还是一种原始型的生活，每天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而在香港，很多的社区中心，最活跃的事情就是读书了，可惜我们没有地方读书。即使是非常高档豪华的小区，它的文化的功能和交流的空间还是有限的，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
如果没有这种市民的参与和公共生活，没有通过博弈达到利益的平衡，仍然只有住宅，只有建筑物，而没有社区，没有这个社会。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事态还是很积极的。
夏骏：我们常讲，中国在飞速发展，其实我们飞速发展的质量并不高，这是非常沉重的话题。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管理者，是一个农业干部，提拔起来做一个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者。我们的城市规划在设计中有很多的偶然性。
在这样飞速发展的时期，可能我们正常成长需要二十年，可能刚建成五年、八年的项目当中，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十年、二十年以后就面临着一个重新进行大拆迁的历史。需要第二波居住革命
张颐武：不管怎么说，中国现在很多房子有了热水了，能够洗热水澡，这个变化就是革命性的，中国人把自己选择的权利，变成了他选择自由的权利，从老的社区里面脱离出来了，从单位分的房子里面脱离出来，自由了。这个确实是十年来、二十年来，中国发生的第一波革命。
现在我们恐怕需要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第二波居住的革命，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第一就是我们要有更好的安全，第二是我们要有认同感的社区，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是非常自由，但是我们没有安全感，没有认同感。我们对社区本身没有感情，我们居住在这些楼里面，这些楼是睡觉用的。我们晚上出去，发现社区外面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要有一个社区的认同感，你要付出，这个地方是你的家，你要参与这个地方的生活。这是第二波要改变的问题。
任志强：第二波的观点，我是很赞成的。我们从第一波到第二波是随着钱的增长来发展的，第一波的钱只够你买一个房子，所以你只能这样。当你能选择邻居的时候，第二波革命就产生了。
我先选择房子，而不知道周边的邻居是什么，明显的社区的特点就在于选择邻居。这个社区如果说它好，在美国很典型，一说你住在哪个社区，大家就知道，你的收入情况，你的邻居情况，在巴黎也是一样。而中国还没开始，因为中国的爆发阶段是收入不平衡，也可能是最没文化的人和最有文化的人在一起。没文化的人先富起来，因此选择的时候，先选择的是物质，才有可能进入选择生活，但是我们现在的社区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到选择生活了。
(本版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罗健、董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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