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符郁
from北京
推开玻璃门是难以描述的混乱场景。到处都是人，不到两百平方米的办公室充斥着各种声音，一不留神就会撞倒搁在椅子边、墙边的摄影仪器。“下午有20多家电视台要在这里
采访。”工作人员说。他们在现场不耐烦地走来走去，一面不停地通过别在衣襟上的耳迈讲电话，就像是在对着空气喃喃自语。
会议室临时充当了化妆间，几个装扮艳丽的女孩倦怠地打着哈欠，等着造型师为她们弄好头发，有人跟我说这是一个新出的少女组合。年底是艺人宣传的密集时段，今天他们对着不同电视台的镜头不断重复的一句“新年快乐”，也许很快就会借助于大众传媒的魔力直达中国最边远的城市。
这是中国华纳唱片公司在2003年的最后几天，过道里放着一块通告板，每个小格里都用记号笔潦草地写满了艺人姓名和明年的日程安排，朴树、老狼、金海心……2004年从1月到12月，连最后一格都已填满。“这就是一个推广的过程”
通告板上名字出现次数最多的朴树今天没有到场，他在去另一个城市的路上。华纳为朴树的新专辑《生如夏花》安排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百城行签唱活动。
两周卖了40万张的《生如夏花》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销售奇迹，而华纳唱片的预计是一年内能超过100万张。朴树这种类型的歌手在华纳并不是异数，至少汪峰与他有些相似之处，他们的音乐都有很强的个人化色彩，与大众情歌式的流行乐多少有点格格不入，比较符合“小众口味”，但唱片悄悄地卖得很好。
1996年，还是大学英语系一名学生的朴树将自己的作品小样四处投寄给唱片公司，其中一份小样落到了刚刚回国创建“麦田音乐”的宋柯手里。尽管这几首明显稚嫩的校园民谣风格的歌后来并没有收入朴树的专辑，但它们让宋柯认识了朴树的音乐才华，麦田公司立刻签下了朴树。
两年后，也就是1998年年底，朴树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我去2000年》。宋柯说：“作为主打歌的《白桦林》和《New Boy》其实朴树自己都已经不喜欢了。”但是这两首歌，特别是《白桦林》中庸讨好的煽情路线为朴树打开了广大的歌迷市场。宋柯把主打《白桦林》称为自己的一个小策略，“现在来看也成功了”，“你知道当年朴树为什么能上春节晚会？赵安(当时的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非常喜欢这首歌。赵安跟我说，‘哪怕朴树来了要穿牛仔裤上场，我也让他唱。’
穿着运动衣、长发遮脸、一味躲着摄像机的朴树上了2000年的春节晚会。有人玩笑般地总结道，虽然他只在春节晚会上出现了仅仅一分多钟时间，“但晚会后朴树的唱片订单一下多了很多，穴单也多了不少。”
朴树和叶蓓同时发售的专辑总共卖了超过60万张，麦田在音乐制作上显示了自己的独特口味，那就是基本上以校园人群为自己的听众市场。
“当时麦田出的专辑不多，但是口碑和销量都很好，引起了华纳的注意，尤其是朴树的成功，他的专辑出来之后，很多公司都跟我谈过合作的事情。”2000年初，麦田音乐加盟华纳唱片。
宋柯回忆道，很多人不理解他当时的举动，觉得麦田这么好一个品牌，养活自己也够了，但是他认为，作为国际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华纳，“应该是一个好的平台，能够让我们的音乐更加主流。”他举例说，像Nirvana这样畅销不衰的乐队，一开始都是由独立品牌做出来的，然后被卖给大公司，他们为什么会成为主流，“这都是大公司的功劳”。
当今的超人气天王周杰伦同样经历了从小公司到大公司的过程。也是1998年，台湾脱口秀主持人吴宗宪在主持一档选拔新人的电视节目时发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他是周杰伦大部分歌曲的词作者)，第二年，吴宗宪的阿尔发唱片公司与周杰伦签下了一份歌手合约。
2000年11月，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发片，他那“听不清在唱什么”的独特唱法一下子风靡了华语地区，“全台湾都在R＆B”，中国内地也开始渐成风气。2002年，一手捧红周杰伦的小公司阿尔发唱片把他拱手让给了索尼唱片，第二年夏天发行的《叶惠美》专辑半个月销量便直逼150万张。
从小众到大众，从另类到主流，华纳唱片总裁许晓峰说：“这就是一个推广的过程。”音乐本身没有改变，只是当它进入公众视野，它就变成了主流。华纳公司签约的歌手大多是原创歌手，具有比较强的个人风格，“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们风格化的作品尽量按我们的推广能力和推广手段去把它变成大众化的东西”。流行偶像：谁的消费品？
生活在富裕年代的年轻人从朴树的音乐中听到残酷青春的种种表达，对成人世界的拒绝姿态中杂糅着对青春短暂易逝的哀伤留恋，它不像摇滚乐那样吵闹刺耳，也不像大众情歌那样浅俗甜腻。华纳认为，这种“美好旋律与略带叛逆的思想相结合”的音乐是比较符合自己主攻“城市有知识的青少年”市场的定位的。
朴树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力迅速被广告商看中。2001年微软的Windows产品升级，找朴树唱了一首广告歌，“微软当时主打的方向是高速、自由，针对的群体也是知识层面比较高的大学生或白领阶层，公司作了调查，朴树在这个群体中的影响力非常高。”
至于今年四、五月份朴树为丰田威驰演唱的广告歌，华纳表示不方便透露朴树收取的广告酬劳，但与丰田的合作并不只是提供一首广告歌那么简单，而是品牌的互动，“其实唱片业与很多产品是可以互相结合起来做一个市场的，这在国外已经是成熟的模式了”，通过与丰田的合作，“朴树给华纳带来了两三百万的营业额”。
包括唱片销售、商业演出、广告等收入，朴树明年的身价应当以千万计。这个数字当然暂时还不能与周杰伦相比，周杰伦的身价目前大约为4亿台币(约合9000多万人民币)，而这中间的过程仅用了短短三年，他为之代言的包括百事可乐、松下、中国移 动等超级大公司的产品。
一些小公司在市场开发上显示了更大的灵活性，他们发现国际化的大公司都十分关注青少年的喜好和流行。乐评人简巍是北京较早接触Hip-Hop文化且受影响很深的青少年群的人。当时北京、上海这些迷恋Hip-Hop文化的青少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地下网络，比如谁跳街舞跳得好大家都知道，也经常举办自己的活动。通过朋友辗转介绍，简巍认识了其中一些人，2002年初，他把一群街舞跳得不错的孩子叫到三里屯的88号酒吧，当场成立了一个街舞团队，简巍自己掏钱给他们联系演出，这就是现在的北舞堂文化传播公司的前身。
现在的“北舞堂”成为一个含意混沌的名称，它的业务包括：为街舞团队联系演出和广告——经纪公司，为大公司策划青少年文化活动——公关公司，培养Hip-Hop歌手——唱片公司……今年许多国外媒体报道了这家小公司的多层次管理模式，他们感兴趣的是，这家公司“是在做整体的青少年文化”。
简巍的合伙人崔文斗说：“每个时代的青少年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我们现在做街舞并不代表永远都是街舞，可能过几年街舞不流行了，我们又会做别的。”
对于不断将边缘文化消费化的强大的商业力量，星空卫视高级经理、乐评人郝舫有着清醒的评述：“真正衷心拥抱六十年代文化、拥抱反抗姿态的不是听众、不是摇滚乐手，而是公司。你现在能看到的反抗精神在什么地方最多？广告。中国的广告可能还没有形成风气，但你去看国外的杂志，那些在泥浆里打滚的、玩Hip-Hop的、跳街舞的，一定是广告。六十年代的嬉皮、背包族本来是反文化的，现在也都被旅行社利用来做商业宣传了。”“中国出一个世界级的Super Star，超不过20年”
2003年初周杰伦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他的个人荣耀在那一刹那达到了顶峰。大众不再仅仅将他看作一个唱歌好听的歌手，转而视他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他的音乐，他的处世态度，他的穿着打扮，都成为在酷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迷人注脚。
为什么内地还出不了周杰伦这样的超级艺人？
宋柯在唱片业已经做了七年，他认为除了内地的音乐素养和宣传平台还无法与港台相比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经济水平有关。
“偶像气质是与经济实力有关系的，比如柬埔寨如果有个歌手唱得比迈克尔·杰克逊还好，他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大众偶像。八十年代香港音乐的流行，首先是香港在经济上说服了我们，香港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的向往。”
在与很多外国朋友聊天时，宋柯听到他们也在预测，可能未来中国内地会出现一个真正世界级的Super Star(超级巨星)。宋柯对中国唱片业的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体育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姚明，流行音乐这方面现在确实还有距离，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开放，国际化的加深，再加上奥运会、国家地位的提升，我觉得那个时间还真是不远了。”
“可能10年，可能15年，但我觉得超不过20年，会有像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这样超越种族和语言的障碍、单凭音乐吸引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的歌手。”
在真正的Super Star出现之前，流行文化还有一段很长的商业化的路要走，回顾一下这些开拓者的早期个人历史是有趣的。宋柯和许晓峰，1983级的大学生，校园民谣的第一批逐浪儿；简巍，乐评人，唱片公司企划；崔文斗，读大学时就与别人一起出过校园民谣的唱片，毕业后进入外企工作，两年后辞职进入唱片公司做企划。
他们仿佛是纯真年代的最后遗民，但他们并不准备固守那个年代反商业化的陈旧信条，他们同时也是一个全新的商业时代的开拓者，但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保持着对才华的信念与尊敬。他们永远赞赏年轻人对时代最前沿的东西的追求——因为只有这种文化存在，才有另类成为时尚、流行被消费的可能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