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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馆夜话
小兴安岭大雪，厚数寸，林莽皑皑。
北地天短，下午四点以前，天光已开始见暗。
城郊的小酒馆，连我之内的三人，偎在烧得不错的火炕上喝“小烧”。另两人，一个是店老板，林业局的下岗职工，一个是市政府同时也是林管局的干部——在伊春，政府就是林业局，林业局就是政府，两块牌子一家人。
来这儿喝酒，是因为另两人之间多少有点亲戚关系，干部愿意帮衬着拉个买卖来，“再说这地方清净，唠嗑方便”，果然，喝到半宿也再无一个客来。火炕煨着，酒意上得快，嘴就开始赶趟了，互相“测测”酒量都觉得还行，真真假假地一般也就进入彼此“吹捧”阶段，“一般一般，你俩的量全国第一和第二，我也就第三”，我大约应该是傻笑着“回捧”说。灯很亮，干部抬眉撩我一眼说：“老孟你这话里有讲究，‘一般一般，全国第三’说的是我们，你知道不？跟你说，我家几辈子干林业了，我爸爸刚干的时候，林业、林区工人产值和开支(工资)全国第三，我这辈儿还是第三，全国统计倒数第三，几十万正式职工，在岗的一月200块，下岗的一分没有，以往在林场伐木头拉木头的工人下不下岗一个样，早不开钱了。你不看文件了吗？叫‘两危’城市——资源危困、经济危困，像我们政府发的工资也是借来的。不管是伐木头还是种树，不也一直把我们叫‘森林工业’吗？振兴东北老工业，啥时候能振兴到我们这里来呢？”店老板一直小心伺候着，喝酒不说话，出门解手时，干部说店老板原来在底下林场干，第一批就下岗了，老婆跟人“南下”没影了，亲戚帮着开个店，大家伙儿的本钱，让他给看着，“别问他家的情况，他脑袋多少有点‘不好使’了”。
回来再喝了两杯，大约是唠叨得有些烦了，干部说：“拉倒吧，看你们报纸颜色整得挺花花，有啥用啊？记者来的多了，回去不都是整一个‘形势大好’完事吗。你问的这些还是明天找书记、市长扯去吧，不过估计见不着人。”我抢着付了账，干部掏手机找小三儿开出租车送我们回去，好像小三儿也是他的一个什么亲戚，在林业局下岗后开出租，干部帮忙给办的，一月能挣五、六百，“高收入了，不是一般人能干上的活儿”。
送下干部，“小烧”喝的燥热，不想就回旅馆，让小三儿拉着城里城外绕圈子，雪后路滑，慢慢开着车。在城里，规矩是不论怎么转就给10块钱，我应下多给30块钱。一个叫南什么的路口，有拉木头的车驶过，小三儿说是从山里偷伐来的木头，现在的市领导管得严了，可也没法完全禁得住，虽然大头是别人的，但工人也愿意多少挣俩钱，可有一样就是别给抓住，或判或罚的罪名不轻。
渐渐无趣，回旅馆住下。暖气烧得火热，伊春冬长，送暖要从10月持续到来年5月，琢磨着跟干部、店老板、小三儿唠的嗑儿，他们所说的或大或小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各代表着一些林区社会不同的截面呢，睡着，一宿无话。
危困“林都”
出门，空气清寒但冷得舒服、通透。天上飘飘毵毵地下着特有的“晴雪”，极细微的雪片不知从哪里飞来，街上行人不多。市委、市政府已搬到10公里之外，找出租车送去。
果然像昨晚干部所说，书记、市长一概见不上——原任书记接调令将履省农垦总局新职，一大早动身走了；市长也就是林业局的局长刚调来数月，而且不巧的是专程送老书记赴哈尔滨履新，同车走了，留话是要在省城办事耽搁些天；新任市委书记刚报道，对情况还不熟悉，不方便接受采访；赶上主要领导交接的时候，其他官员更不好对本市(林管局)的重点工作表态。
虽然市委、市府(林管局)前后两楼没有人愿意接受直接的采访，但还是在各部门找到了一些愿意“当朋友唠唠”的官员，林区人毕竟爽直热心，答应尽量解答些问题、提供些确切情况。
约好后就在办公室里散坐，看窗户外头的山和雪。政府大楼的前前后后几里远处，抬眼都是山。下过雪后，山上斑斑驳驳，那些灰白杂处的地方是树。“那大都是些灌木，灌木知道吗？长不高也不成材，绿化用，”一位官员说，“老林子早就没了，秃山太难看就补种了点这个。要是原来的老林子，你这时来看不见树，它把雪托着，落落就落不下去了，只有白茫茫的一片。”
“你赶上见了？你爸还差不多，”有人大约是笑他年轻：“不过确实是那样，老林子早没了，‘林都’政府门口也要靠绿化才见青山。”
“依着我们，这森林早就不伐了，可这一百几十万人咋办？按以往的分法，除了林业职工就是职工家属，职工家属也是职工，一样干林业的活儿吃林业的饭。国家让我们来伐木头，‘哗’都扎山沟里来了，城市建起来了，几十年把林子采空了，100多万人就都扔这儿了？上任市长就提出来了，国家最好把我们整个林区都封山育林了才好，可上头得给政策啊，我们地方政府哪有让整个城市转型的力量呢。”
他们说到的林木资源和财力状况这两个关键点都是实情，2002年原国家计委研究人员提交的《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趋势与对策》中，提到伊春的虽然不过一句话，但从宏观上已概括了它的危困现状——“我国最大的森林工业基地伊春，16个林业局后改为17个当中已经有12个无木可采(其余5个处于严重过伐之中)，可采的成熟林只剩下1.7%，可采木材不足500万立方米。”
——“黑龙江省伊春市，每年市财政总收入仅有2亿元左右，这些财政收入绝大部分用于支付财政负担的工资(企业负担人员有的已拖欠工资5到10年以上)，无力再进行培育后续产业或替代产业的投入。”
那么，伊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呢，它何以沦至如今境地？伊春3.3万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划面积，使它成为中国辖区最大的地级市之一，覆盖整个小兴安岭的山脉、森林，号称中国林都。但与别的城市不同的是，这个城市同时就是一个国有企业——建市近45年，它一直实行伊春市人民政府与伊春林业管理局“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市长就是局长。下辖1市(县级铁力市)、1县、15个区、17个林业局(13个为区局合一)，人口132万。建国至今，伊春林业局共为国家生产2.3亿立方米木材——“如果装上火车，节节车厢可以从中国最北端的漠河排到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如果这些木材用在一个建筑工程上，可以架一座从地球通往火星的桥”，这是当地一个形象的惯常说法。
当初，这个城市的惟一作用和命运在它一出生就已被安排好：为国家提供木料。
如果这个进程不能被一个强有力的外力推离，它将依此按部就班地走向“圈定”的终了之地，实际上，这个“了局”用一个巴掌就已可以数的过来——即便按照国家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以后的计划，仍安排伊春年近130多万立方米的木材产量，以它目前最乐观估计600余万立方米的剩余可采森林储量，5年可以为期。链条是清楚的，随着木材的逐年减产，城市快速的由盛入衰。
那么，总有其他经济体可作为支撑吧？官方部门提供的数字说，“全部国有企业和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仅有97户(国有57户、非国有40户)”，国企中濒临破产、待破产、争取破产的企业又占相当部分。对一个130多万人口的城市来说，何以足恃，况且这些企业绝大多数仍从属于林业的链条和延伸产业，目前“林业职工月人均工资仅为200多元，须下岗分流的森工企业富余职工比例高达42%，大部分职工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
“要看职工生存状况，你去铁力找个林场看看吧，铁力建局最早，工资最低”，一位官员说，“已经去世的‘双料英雄(伐树、植树)’马永顺老人的家也在那儿。”
铁力、马家和林场
黑龙江省铁力林业局位于小兴安岭的西南坡，隶属于伊春林业管理局，局址设在铁力市铁力镇内。铁力林业局于1939年开发，1947年建局。建局50余年来，累计生产商品材2千万立方米，全局总人口7.4万余人。局内曾有为木材外运修建的国铁专用线4条，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份额一度占一半以上，最多时达到75%，曾是财政“上解县”之一，铁力镇里的金骊都宾馆是伊春林区仅有的三星级宾馆。随着伐木号子声在林区日渐稀落，不少林场的职工无奈开始放下斧锯开荒种粮。几年下来，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对铁力市水土流失的遥感调查，2000年铁力全市水土流失面积已近1900平方公里，其中林地流失1489平方公里，于是近两年又开始退耕。同在这个辖区，也有的林场既无林可采又没有多少地可种，百姓生活就更困难了。
马永顺的老伴儿王继荣老太太住在宿舍楼一个两室一厅的单元房里，房子是2000年马老去世后组织照顾分给的，以往他们一直住在20多平方米的一间平房里。全国劳模马永顺从全国解放前就因一人能干六个人的伐木量成为东北地区劳模，此后一直到80多岁去世始终是全国劳模，一届都没落下，全国只此一人。尤使人感动的是，老人退休后的几十年，感于林木资源的逐渐衰竭，开始独自“向大山还账”，估摸自己伐过36000多棵树，立誓上山补种50000棵，前后几任国家领导人都对此多次揄扬，老人死前完成了本不应当由他这个林业工人承担的“还账”心愿。
在铁力局驻地，有为马永顺修的纪念馆，由国家林业局、总工会、黑龙江省各拿了一些钱建起，但迟迟不能开馆，因为后续的资金没有着落，铁力局是没有这个钱的。当地也有人说，与其花钱盖个漂亮房子，还不如多救济我们这些贫困职工几块钱。市，他们以及后代将一直生活在这里。面对这个城市的有着多样可能的未来，需要负责任的应该不仅是他们自己。
“职工是苦哇，这么多人都下岗了，一分钱没有，附近山上野菜都整净了，根都抠没了。有的老头老太太长了病就干靠着，到死也没钱吃药，”王继荣老太太说，“山里头的(一线林场)更苦，伐好几辈树了，别的啥也不懂，下山来也找不着活儿吃饭，找不上媳妇的、媳妇自己跑了的可不少啊。”别人家这样，马家好些但也有限，马永顺去世那年，6个子女已有4个下岗：
马春山，55岁，铁力林业局退管办职工，月收入200多元；
马春青，52岁，原马永顺林场副场长，现在马永顺纪念馆工作，月收入200多元；
马春华，49岁，原铁力林业局职工，后下岗，现在外地打工；
马春波，47岁，原铁力林业局机关门卫，后下岗，现在家，无收入；
马春燕，41岁，原铁力林业局职工，后下岗，现经营一家小饭店和一个苗圃；
马春生，36岁，原铁力林业局机关食堂炊事员，后下岗，现在林业公安局帮忙，月收入200多元。
“我们算是好家庭了，200多元的工资也只是不多的人能拿到，老头(指她的老伴马永顺)到了(去世)不才拿310吗”，王继荣老太太说。老太太领着三儿子马春波一起过，马春波也快50了，下岗7年，老婆离婚走了，自己一直无业，偶尔能找到些力气活儿比如插秧什么的干干，一天20块钱，一年干不了几天，只能跟着老母亲生活。老太太有民政局发的每月110元优抚金，别的子女能帮衬的再给她一些，娘儿俩一起过日子。
就这样，马家在铁力已是中等且多少还往上点的家庭情况，而在铁力局的兴安林场，看到的“山里头人”的景况则确如老太太说的。兴安林场由铁力向西大约80公里后，再折向北入深山20里地左右，雇的司机跟我说：“你来得正是时候，一年里就是冬天把路冻实在了，车才勉强上得去。”山路的两边，看去多是不到人胳膊粗的幼树，及至艰难走到场部附近的林工聚居地，向周围的连绵山头四望，也看不到我们电视里所见的森林景象。大山连着大山大多都秃着，有的可见补种的稀疏树苗。找到的在家林工说，能采的材都在更深远的山里，且连片的都难找到了，今年大约还下达了9000立方的计划，估计完不成，能有7000不错了。
林工的住处从山梁上连缀成片，250多户人家，房子分三等。“我们这里一等人家住砖房，二等人家住土房，三等人家住危房”，见山下来人觉得稀罕，围过来唠嗑的林工们说，“一等的少，二等的最多，三等的在最后头没法还得住着。”
张老汉家是危房户，土坯的房子，四下里裂着嘴，外墙有几根木头顶着。儿媳妇在家，屋里收拾得还干净，孙子10岁了，在山上自己的子弟小学上学。老汉69岁了，虽然参加工作早、当过工段长，有几百元退休金可拿，可长了脑瘤和肾结核也并不敢去治。
“一是怎么算都治不起，二是儿子、媳妇都没了收入，得全家靠这个钱吃饭、孙子还要交钱上学。现下有个进山巡山的短工，儿子去了，大约得十来天，一天给20块钱。山上没地可种，组织上号召种平贝(一种药材)，种了几分地的，估计能补贴点收入，可明年一准降价，因为这一号召大家都种上了，再者现在的行市不是买药的来收购，是想种的互相买种带起来的，都种了卖给谁呢？儿媳妇也是本场职工子女，两家大人觉得合适就结了亲，山下的谁来呀，别说闺女上山了，山上的闺女也早走的差不离了，都‘南下’自己找活干去，能不回来就不回来了，山上现下找不上媳妇的得有30多个吧”，老汉说。
老李原来是拖拉机手、合同制，爱人是全民职工，老李早就没了工资，他爱人原本每月有下岗职工生活费197元，现下又停了5个月了。老李工资是从1989年开始积欠，大约欠了15000多元钱了，场里给了他一台报废的东风车，顶了5500元的欠薪，他现在四下里联系想卖掉，一直还没找到买主。老李的孩子还争气，考上了哈尔滨的大学，每年各种费用得15000，老李为此已经拉了将近30000块的债，“找山下的亲戚借呗，只要孩子将来能不再回来，就靠他慢慢去还了”。“天保”工程实施后，老李分配了30公顷国家要求停止采伐的林地，他要对这片林子进行承包管护，国家相应拿出专项资金的管护费投入，意思是变“靠山吃山”为“管山护林”，但——“每公顷每年发到我手是1块钱，统共每年30块钱，也只前年给了一年。”没了固定收入后，老李想法开了个小杂货铺，本来一月能挣200多块，转眼工夫，就这一片山头开了9家，“都穷，一块慢慢混吧”，老李说。
突围的瓶颈
林工家庭的危困，是这个森工城市经济危困的缩影。
伊春曾经想过、目前仍然在做着试图靠自己的力量多少摆脱现状的努力，像发展“林冠下经济”——承包林下土地种植药材等经济作物，像试探着鼓励职工营造“民有林”——承包荒地种树，将来木材归己所有。但目前看来，这些努力并不能根本扭转颓势。一方面是城市家底、职工家底的薄弱；另一方面则是比如“民有林”的自植自伐，犯不犯法、能不能干、权属确定，对这些，现行国家林业法规和政策并不能予以保障。
但比照这些国家仅出条文就可解决的问题，体制问题的解决、历史陈欠的解决则更为棘手，不管是作为一级地方政府还是一个超大的企业，伊春改革自身的权力实际都是乏力的，它更多的将仰赖于“政治”和每一个具体动作背后必然涉及的巨额金钱。
比如几十年一贯的“政企合一”怎么办，“政府就是企业、企业就是城市”的状况，是分开还是继续的合下去，分要怎么分才公平、才高效，是现在截然分开，还是等企业脱困再分，还是只有分开才能脱困，对这个问题，当局者、上峰、研究者目前并没有个完全一致的具体实施方案。
以往两者的权力和利益没有边际、浑然一体，林区这种特殊的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有利于企业经营职能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发挥的。因为企业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是同一的，企业的活动也就是政府的活动——为国家生产更多的木材。而目前，老实说，作为经济门类的“森林工业”仍然是国家仅剩的计划领域之一，它从来没有完全走进过市场经济。在记者看来，这个“政治经济学”架势的问题没有明确，“头未转向足先行”的截然扭身，未必不是另一个新的体制、结构矛盾之肇始。
同时，伊春的问题与其他的“企业办社会”比如学校、医院等不同，它是国内目前最完备、彻底的政企合一，已使它根本成为“企业办政府、办城市”，市以下的各级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公检法司、文教卫生，一个政权组织所必要拥有的一切“构成要件”都紧紧包裹在里面——“我是我的人”。
而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构成要件”的要件：6万余个具体的干部、公务员，如从包裹里拿出来，新政府将支付的、以往不曾负担的运转及人头费用每月将在几千万。听起来多实际不多，仅以人月均500元计工资和办公费用，就是月均3000万。一锅吃饭时，他可以拿300、200多，甚或几月不开支，但放在真正的政府结构、公务员体系中，再那样凭什么呀。但是，钱哪里来？
可以一块钱一块钱数出来的陈欠、新账更远不止这些。比如，自1993年起开始，拖欠档案(空涨)核定工资22亿元；拖欠职工实际应支现金工资14亿余元；拖欠1999年前“三提一补”基本养老金8亿5千多万元；拖欠职工医药费2亿元；几十万下岗分流职工安置费用30多亿元；政策性亏损挂账33亿余元；拖欠银行贷款和利息约48亿元，如此等等。这仅是些陈欠大头，新账还在不断地滚来。这是地方政府和森工企业都没有能力消化的，公平地说，绝大多数也不该由他们承担，他们在完成每年一个个的采伐指令计划而已，但挣不来钱填这些越滚越大的窟窿，干得越多、亏空越多、森林越见枯竭。
中央首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100项目中，不出意外的不见森林工业的影子。在伊春，不少当地人还是不平的，他们觉得森工这个“共和国工业的嫡长子”被忽略了。确实，在其他工业还一穷二白之时，他们伐下的木料，早已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中国国内的各项建设。木头之外，比照国家同期投资，50余年里他们上缴了百分之四百的利税、基金，当然也付出了现在主业凋敝的代价。“千方百计争取进入国家的东北工业振兴计划，对国家‘经济转型城市试点’更要不遗余力、志在必得”，在伊春，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这样说。在当地采访过程中，我惟一拿到的一份正式文件里，伊春正式成立“争取经济转型城市试点专项组”等11个专项工作组，其中8个被明确要求——加大“跑省进京”工作力度、全力以赴“向上争取”。回望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它的演进过程，我们绝对不能说这是他们对国家的简单仰赖。如果他们只是国家的一支伐木队，情况可能会变得简单，但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像样的城市，他们以及后代将一直生活在这里。面对这个城市的有着多样可能的未来，需要负责任的应该不仅是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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