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邓瑾
from北京
培养中国未来的领导者
美国投资银行界的宠儿“给共产主义者讲资本主义”，结果是，学生们纷纷表示要“为人民服务”。
当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桑顿3月宣布辞职，并准备以一美元年薪转战中国的清华大学教书后，《福布斯》随即推出的报道标题就是前一个引号中的内容；而当桑顿教授的“全球领导力课程”结束的时候，很多学生总结自己所得的时候都说了后一个引号内的话。
12月18日，在桑顿本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上，这些私营企业家、国企和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政府官员、福布斯富豪榜上榜者以及立志于从商、从政或者组建NGO的学生们，这些桑顿愿意培养的约40位“中国未来的领导者”们，每个人，是的，每个人在做学习总结的时候都谈到了“使命感”，用其中一位同学的话说就是“对国家和社会一种高度的使命感”。有好几位同学则简单地把它概括为“为人民服务”。
而这正是桑顿希望达到的目的之一，也是他当初挑选学生的标准之一。2003年夏天，桑顿对清华EMBA、MBA和MPA的两三百名申请者每人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面试。他为他的“全球领导力课程”挑选学生的标准是：他们的愿景有多广？他们希望对社会、对国家有积极影响的愿望有多强？以及他们实现那些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他非常看重他的学生是否有为中国做事的强烈愿望。
“我认为评价一个人一生的正确方式，是看他对其他人，以及他对他所在的社会带来多大的积极影响。”桑顿说。
50岁、头发已经开始泛白的桑顿，在最后一堂课上一改往日的西装革履，穿着一位学生刚刚送给他的礼物——一件大红色的唐装——仔细地聆听学生们的总结，表情甚至有些肃穆。从差不多40位学生的发言中，他听到了过去一个学期他不断向他们强调的东西——使命感、人生目标、达到目标的途径、行动。
有几位同学甚至利用这个场合做出了自己的承诺。当着桑顿教授和所有同学的面公布自己的承诺就意味着行动。“其实我一直都想做的是公益事业，具体说就是NGO，但由于论文呀、找工作呀，我并没有开始行动。”同时也是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一位即将要毕业的女同学(她希望给没有工作技能的人提供培训)说，“现在我知道，我该行动了。”
桑顿告诉过我，这个学期他有一半的时间呆在中国，在中国期间，又有80%的时间是在清华，上课或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谈话。在学期结束之前，桑顿又与全班同学进行了每人约一个半小时的单独交流。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他正在和最后一位同学进行交流。
在这样一对一的见面中，桑顿不断让他的学生思考，“我今后到底要做什么？”他不断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且提供细致的指导。这样的谈话对许多人来说是适逢其时，因为他们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正需要有人，特别是像桑顿这样经验丰富的领导者指点迷津。
“我相信领导力本质上是自我学习、自我培养、自我觉醒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了解自己怎样才能提高效能(effectiveness)。”桑顿说，“领导力应该是真实的，这意味着你只能靠自己的个性来领导。所以我不能告诉你怎么做，你必须自己确定怎么做。我可以给你建议，给你评论，给你提供书目，但最终还是看你自己。”
“我很殷切地想看到你们未来的成功，看到你们成为首席执行官、市长、省长、总理，或者无论什么你们有兴趣成为的人，做你们高兴做的事，我觉得这是非常现实的事。”桑顿平静地说，“OK，这门课到此结束。”
掌声，鲜花，香槟，拍照。桑顿收到了从唐装到贺卡等各种各样的礼物。
“祝贺您，您不仅改变了学生们的生活，还赢得了他们的心。”我插空向被学生们团团围住的桑顿教授说。
“知道吗，这就是我要为中国未来领导者上课的原因。他们回去之后，每个人又能影响他们周围的人，他们周围的人又能影响更多的人。”桑顿有些激动。
领导者的影响力，这正是桑顿所钟情的。他选择清华是因为清华培养过不少国家领导人，他开设的课程是关于“全球领导力”，他选的学生是他认为有可能成为“未来领导者”的人，他课堂上请来的嘉宾是“领导者中的领导者”。
“因为正是他们(领导者)确定基调，确定重点，制定政策。”桑顿说。求学中国
放弃在美国金融界的发展，以一美元年薪受聘清华大学，这些都是因为桑顿要实现自己的下一个人生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在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中，促进中美沟通以及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崛起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是我这辈子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将会怎样？所以我决定要在我的有生之年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桑顿说。
桑顿和中国的接触在1996年他成为高盛亚太区主席之前就开始了。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他就越对中国着迷，越希望有朝一日能在中国呆上较长的一段时间，更好地了解中国。当他今年年初没有竞争上高盛首席执行官后，人生的拐点出现了，“到中国去”这个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变得触手可及。
他和他挑选出来的学生们进行深层的交流。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就像神父。一方面，他需要了解学生内心深处的冲动和困惑，帮助他们明确自己的目标，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当这四十几位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身份(私营企业家、国企和国有银行的管理者、政府官员和知名大学的在校生)的学生向桑顿教授敞开心扉，敞开自己私人生活的时候，这何尝不是一个外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还是精英)、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绝好途径呢？
但是在很多其他场合认识了很久的中国人，桑顿并不一定能走进其内心深处。比如，虽然桑顿和网通副总裁田溯宁是老朋友，但他从来没有进入过田的个人生活，直到有一天他请田来做授课嘉宾。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位中国的CEO和学生之间真实的互动。两个小时里，我观察中国学生怎么和他交流。”桑顿回忆说，“尽管我认识田很多年了，但我从来也不知道他的个人故事。他讲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年轻人的生活怎么样，这让我更加深入一个人的内心。我非常着迷。这也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堂课。”
也就是说，教授这个身份，让在中国已经形成了高级别的关系网的桑顿第一次有机会进入中国人的私人领域。在课堂上，他了解到了老朋友田溯宁的个人生活；在课后和同学一对一的谈话中，他又了解了背景多样的学生们的内心世界及个人生活；受学生的邀请，他还第一次有机会走进中国人的家，同中国精英海阔天空地侃；学生们还送给他从毛泽东诗集到儒家学说到中国历史等各种各样的书和DVD。
对这位前华尔街要人来说，学习中国当然并不局限在校园。走出清华，桑顿还有赴不完的宴、参加不完的活动，政界的、商界的、学界的。跨国公司经常邀请他去上课，讲的是中国。而中国几位“中央领导”也请他讲课，讲的是领导力。
能把触角伸到这种级别显然是桑顿在来中国之前所没有想到的，“这是一个惊喜。”他说。传播中国
桑顿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来说，都意义重大。他孜孜不倦地了解中国，是因为美国对这股崛起的力量仍然还很陌生。
“目前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了解要多于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他说。
加强中美沟通，特别是让美国更了解中国，这正是桑顿愿意和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是他大的人生定位。
在桑顿在清华任教的这一个学期里，他就已经开始发挥他的桥梁作用了。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就是桑顿的搭档约书亚·雷默(Joshua Ramo)。他们俩几乎形影不离。
“我们每天有10个小时都在一起。”刚满35岁的约书亚说。这位28岁就成为了《时代》杂志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外版编辑今年夏天辞去了他在《时代》的工作，受雇于桑顿，成为他在中国事业上的搭档。
“作为一个记者，你可以观察，但你不能参与，”在度过了10年非凡的记者生涯后，约书亚渴望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地方，而这(陪桑顿来中国)是一个可以真实地参与中国现在所经历的事情的机会。”
“我认识《时代》的前主编沃尔特·伊萨科森，”桑顿回忆他们俩的合作经过时说，“(在得知我要来中国后，)沃尔特给我打电话说，你应该聘请约书亚，因为他才华横溢，精力旺盛。过去一年他呆在中国，他也许能帮上你的忙。”
于是，桑顿就约见了几次约书亚，然后聘请了他。桑顿之前和中国的关系主要集中在金融界，而约书亚的关系网则主要在政府，所以两人能形成很好的互补。
一天，桑顿接到朋友南卡来罗纳州州长的电话。该州是美国南方一个保守的州，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纺织品州。这位以前从未来过中国、年轻且成功的共和党人想访问中国，向桑顿咨询该去什么地方、该怎么支配时间等。桑顿马上说，“让我来帮你安排一个星期吧，这个星期肯定对你很有价值。”
当10月份这位纺织品州州长结束中国的访问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要多得多，对中国以及中国所处的环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处理南卡来罗纳州事务的时候，也会比以前更能以一个完整的方式来思考。”桑顿说。
桑顿还是11月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中国之行的顾问。
桑顿安排莱文校长给他的学生讲非赢利组织的经营和运作。在几天的时间内，他和约书亚帮莱文安排了很多场见面，大多数是非正式场合的小型讨论。桑顿还安排了他和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一个私人的晚餐。“这让校长对中国有了真实的了解，并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所以当他返回美国的时候，他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能帮助他做决定。”桑顿说。
对这对美国搭档来说，了解中国，以及让美国和世界更了解中国的努力才刚刚开始，而且将持续很长时间。
“如果你说我现在做的事是为将来投资，答案是，不，不是。这是我的生活。”桑顿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