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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from北京
柳传志站在落地玻璃窗前，极目远眺，表情坚毅。《财富》在2003年末精心选择了十几位全球最有代表性的商业领袖，作为其系列广告的代言人。一个学生，印有柳传志照片的广告这样描述这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领导人。他在1984年创办的联想公司，先是以IBM、惠普作为学习榜样，然后在中国本土PC市场上令老师们黯然失色。
7个月后，46岁的李东生在2003年行将结束时完成了一笔令人震惊的兼并，他领导的TCL公司与世界最大电子消费产品供应商之一的法国汤姆逊公司结成了全球最大的彩电制造联盟。性格腼腆的李东生描绘了这家坐落在广东惠州的企业的未来前景，它要在2010年进入全球500强的行列。
柳传志与李东生所代表的角色的转变，是正在变化的中国商业世界的缩影——缔造全球性公司与品牌的信心到了2003年真正觉醒甚至膨胀起来。这些昨天还在勤奋阅读《杰克·韦尔奇自传》的虔诚学生们如今要与老师同台竞争，准备由跟随者转向规则制定者。“没有人的竞争力是天生的。”杨元庆为对外界的怀疑做出如此的辩护。重新发现中国
2003年很可能被未来的历史学家定义成中国意识觉醒的关键年份。这种发现既包括中国对于自身力量的发现，也包括世界对于中国的重新估量。我们不用提及美洲的发现与美国的出现如何洗刷了世界的思维，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至少有四个国家已经激发起类似的想像力。在上世纪20—50年代，苏联引发了世界性的讨论，它不仅拥有计划经济这种更好的生产制度，它还代表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社会实验与新思维；紧接着，德国、日本造就了经济奇迹，日式资本主义、莱茵河资本主义被视作英美模式的竞争者，它们遵循着不同的经济思想，却都获得了成功；在1980年代，世界沉浸在“日本第一”的情绪之中；到了1990年代，这种惊喜重返美国，硅谷与华尔街为世界营造出了一块“看不见的新大陆”，所有国家、公司与个人都为“新经济”而激动万分。
中国正在成为这个序列中一个新的环节。看看过去两年中，世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所有昔日的经济奇迹都暗淡了，世界陷入了一场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国却保持了令人惊叹的增长，它看起来正在吞噬世界的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全球FDI的柱状数据图上，它比亚洲所有地区的总和还要长。“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就将震撼世界。”《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11月13日的专栏中引用了拿破仑这句200年前的名言，紧接着他写道：“不久前，世界还是轻轻松松，不在意拿破仑的上述警告。但现在，中国正在震撼世界。”
这些令人飘飘然的判断值得相信吗？全球观察家，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媒体上的全球观察家们，拥有着令人沮丧的履历：赞美墨西哥、阿根廷的自由化改革的是他们、鼓吹儒家资本主义的是他们、日本第一的制造者也是他们……他们真正杰出的特质不是看清未来的洞察力，而是对于时代普遍情绪的迎合。
中国是2003年全球最重要的情绪。外来者似乎比大多数国人对此更为敏感，它不仅在经济上保持着令世界其他角落黯然失色的增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呈现出新面貌。它是朝核危机中有力的调停者，在六方会谈中，是北京而非华盛顿的声音更值得倾听；它在8月第一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长期被视作富国俱乐部的G8会谈；在10月份曼谷举办的APEC首脑会议上，中国越来越被当作亚洲最重要的稳定力量与经济增长源头；紧接着，胡锦涛成为了第一位在澳大利亚国会演讲的亚洲领导人，他明显比布什更受欢迎……2003年最后一期《外交事务》上写道：“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已逐渐将自己的国家视作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拥有广泛的利益与责任，而不是一个受害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看来正在重复一个个大国曾经走过的道路：先是获得了财富，然后寻求政治上的权力，最后可能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中国有几副面孔？
但是，令大多数中国人困惑的是，外界所描述的灿烂的中国图景，与他们在中国真实的生活到底存在着多大的关联。在欧洲的左派与右派知识分子争论苏联的未来时，他们几乎都对苏联所知甚少，吸引他们的是这个新国家的纲领与口号；美国人在1970年代生出“日本恐惧症”时，其实并不关心日本的成功之道……同样地，不管是“世界工厂”、“崛起中的大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市场”，这些动听的名词，都无法传达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的真实情绪与生活。我们甚至不能找出一个统一的中国概念，通过不同的镜头，你看到不同面孔的中国：它可能是民生仍旧艰难的农村，也可能是上海的金融中心与华丽的太平洋百货；它可能是在过时的体制中感到压抑的中年人，也可能是奔放的街头红发少年……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被卷入了一条动荡不安的现代化洪流之中，昔日相对统一的社会结构从此被打破。在整个20世纪，中国成为一个各种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实验场，但采取不同实验方法的人最终的目的却惊人一致：如何使中国重新获得其在1820年前的支配性地位。孙中山试图通过共和思想、蒋介石试图将沿海的资产阶级力量与军事上的强人政治结合在一起……最终由邓小平在1978年之后展开了过去150年中最具希望的现代化之旅……
所有近代国家几乎都是18世纪双元革命的产物。其一，工业革命奠定了工业化的经济体制，它塑造了一种崇尚效率与数量的文化；其二就是法国大革命所塑造出的现代民主制。周恩来在1975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遵循的正是这两种思想，它们也是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以来中国所有变革的本质。但在中国的实践中，这两项革命的平衡点明显趋于前者，这种取向在1978年之后更加明显，过去25年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纯粹的经济的历史。其他领域，不管是政治还是社会心理、文化变革都是经济变革的副产品，经济指标成为惟一的衡量标准，对于物质的渴望与焦灼充塞了这个民族的想象空间。而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关注，也基本集中在经济层面。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截然不同的中国正在上演另一个“日本故事”，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被称作“经济动物”。
2003年，这种情绪仍在延续。在2002年年底召开的“十六大”，甚至清除了经济改革中最后的意识形态障碍。昔日的争论与革命性的思想，如今都变成了常识。整个社会的情绪颇似肯尼迪在1962年所描述的美国社会，他说：“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细微和复杂。这些问题无关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冲突，却关系到去实现共同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决策中所面临的危险，不是来自将激情扫荡整个国家的那些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重大论战，而是来自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各种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的途径都与解决这些实际难题无关。”
在全球化、技术革命与市场改革的催化下，中国社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1978年阅读刘心武《班主任》的一代人，如今已被2003年在网上阅读木子美日记的一代人所取代。是的，你总是可以捕捉到种种社会变革，并得出你想要的结论：中国拥有超过1亿的网民与超过2亿的手机用户，这是否说明中国已经进入数字时代；在各个中小城市为数不少的失业工人，是否又能说明这个社会将处于动荡之中；能源紧张、环境污染与公共卫生令人忧虑，它们可能随时使我们陷入困境……社会从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而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
2003年4月爆发的SARS危机，让生活在2003年的中国人显然有些迷惘，我们很难在这个社会里寻找到统一的情绪。在一个仍拥有9亿农民、充满传统社会因素的国家里，包围着我们的是一种后现代感——飘在眼前是种种碎片，我们不知道它们彼此间是否存在关联。
这一切迷惘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强烈渴望：在一个旧传统日渐衰微的时刻，如何创造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来描述与解释已经变化的社会、经济生活结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姿态也已经改变；它在物质上日渐充盈，却在文化上少有建树；它在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过程之中，却缺乏相应的行政力量与法律规范……2003，一个新的开端？
种种不连续的证据表明，2003年的确有可能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不仅因为在这一年的中国政坛上出现了新一代领导人，也不仅因为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竞争，更重要的是，一种更为迫切的需求已在社会内部酝酿，它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原动力来支持它的继续发展。
可以预言，经济生活仍会在未来20年的中国扮演支配性的角色，但中国的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另一个20年吗？一些隐忧是如此明显，它包括坏账比例居高难下的银行体系、不可预料的国际环境、能源危机……但一些更为鼓舞人心的类比也一样存在，中国奇迹绝非绝无仅有：日本的经济奇迹持续了40年、韩国持续了35年……为这些国家提供推动力的是人民创造物质的热情、国家政策的精明制定与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但一个更为艰巨的挑战是，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经济高速成长的年代，创新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还不足够重要，模仿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日世界，知识与创造性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调整的压力将更为强大。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未来10年的中国是“管理的10年”，对资源更有效的利用程度将决定中国经济的健康程度。在西方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测中，很少有人会专心地研究一个不良的教育体制将会产生多大的负面的影响，而2003年备受争议的北大教育改革就充分暴露了中国教育面临的巨大困境，在为一个高速变化的时代提供所需要的人才方面，在为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提供智力储备方面，在为一个多元价值观的社会提供坐标方面，高等学校显得力不从心。
“2003年的中国在有些地方相似于1980年的日本。”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中国经济问题杰出的观察者胡祖六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世界第一》让全世界在整个80年代谈论日本，今天的胡祖六却发现，不管是严肃的经济学家，还是意大利一个小乡村的主妇，人们都愿意和他谈论中国问题。但谁都清楚，2003年的中国与1980年的日本，虽然都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却如此遥远：中国今天的人均GDP仍仅仅相当于日本1958年的水准。在玫瑰色的中国概念之外的一种声音也值得倾听，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说：“中国——仅仅是潜在的。它的地缘政治、人口统计与经济潜力都令人生畏。但是它们已经令人生畏了100年，它们或许将令人生畏另一个100年，而不兑现。”
那些普通中国人的真实个体感受，才是对今日中国的最好描述，它比那些抽象的统计数字与夸张的媒体更能真实地反映这个国家与社会。尽管杰出的历史学家常常蔑视那些寻找特定的年份的记录者，因为只有浅薄的人才热衷于相信，在某一时刻一切都已改变。旧事物的消亡与新事物的出现从来不是紧紧相连的，它们可能彼此重合，也可能相距遥远的时段。
但我们仍愿意将2003年为视作一个转折年份，因为我们需要将自己的迷惘明确化，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哲学与价值观，需要看待自己与世界的新角度，需要新的观念革命。这些渴望在过去25年中逐渐积累，我们却从未真正寻找到解决方案。如今，我们必须开始建立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否则，我们仍将处于世界对于自己的误读与自身真实生活间的巨大的落差与迷惘之中，否则我们只能仍旧按照过往的惯性而前进，无法把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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