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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黄锫坚
from北京
“我们专访了薄熙来、戴相龙和韩正”
刘尚哲第一次来中国是1990年亚运会，当时中韩还没有建交。作为韩国《中央日报》的体育记者，他带着好奇的目光走在亚运村的大街上。“人们穿的衣服都是灰色黑色的，我走在街上特别显眼，虽然面孔肤色和中国人没有差别，但一看鲜艳的衣着就知道我是外国人。”
而1990年代末刘尚哲再次来到北京时，他已经和中国人没有两样了。“有段时间我住在建国门的外交公寓，每次进大门，都被警卫拦住查证件。因为我的外貌、衣服和普通中国人已经没有区别。那些高鼻子的洋人倒省了这个麻烦。”尽管刘尚哲身上的毛衣来自三里屯的服装市场，但记者仔细留意他的无框眼镜、精致发型和爽朗笑声，还是能够感觉到韩国特色。但这种特色恐怕和南方人看北方人、北京人看上海人时说的特色差不多。
“北京的好车越来越多了。1998年2月我在北京买了辆捷达。自己懒得开车，就雇了个司机。现在的北京，哪有雇司机开捷达呀，起码也得是奥迪。”
刘尚哲现在是《中央日报》北京支社的社长韩国目前有三大报，人们简称“朝中东”，即《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和《东亚日报》，发行量都在200万份左右。
“最近实在忙不过来，报道任务太重了。”由于中国经济对韩国越来越重要，三大报在中国报道方面也展开了竞争。过去一两个月里，刘尚哲和韩国原产业资源部部长一起，对中国部分省市领导进行了专访。“我们在北部选择了辽宁，采访了薄熙来，在中部采访了天津市长戴相龙，在东部采访了上海市长韩正，南边找了广西的省委书记曹伯纯，还采访了海尔集团的张瑞敏、经济学家厉以宁。中国这么大，各个地方的情况和政策不太一样。很多韩国人希望来中国寻找商机，我们希望这些报道能让韩国人了解中国各地的差异。”
从1992年建交以来，中韩经贸往来已使两国密不可分。今年7月，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中国时说，“每年，韩国人出访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两国互访人数达到了226万人次，比10年前增加了近7倍。”“在经贸领域，我们两国互为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去年两国的贸易额超过了410亿美元。最近，中国已经成为韩国企业最热衷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
不过，韩国中小企业在中国发展也很不容易。刘尚哲说他看过一个调查，到中国做生意的韩国小企业，70%都亏损或倒闭了，20%能维持下去，真正赚钱的只有10%。
尽管对家乡有些眷念，但刘尚哲显然已经对北京的生活比较习惯。由于公司住房补贴制度的限制，他只能租房。但他认为如果长期发展，还是应该在北京买房。说起北京的房子，他也意见颇多。“北京的房价太高了。我们韩国人都觉得惊讶。北京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并不高，他们怎么买房呀？”
“我在中国如何成功”
在望京新城的肯德基店里，记者和崔贺麟侃侃而谈，从语言上根本感觉不到他是一个外国人。1980年出生的他，已在中国待了7个年头。1996年父亲被大宇公司派到烟台工作后，他就在那里上中学，后来考上对外经贸大学，现在在北京大学读新闻学研究生。崔贺麟不但中文很好，英文也很棒，今年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中国以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问北大时，都是由他担任翻译。
1999年时小崔曾在辽宁电视台“酷酷韩流风”节目任主持人。不过，近两年韩国文化没有以前那样热闹了。崔有些惆怅地说：“好像韩流有些退潮了。”
但他相信，韩国仍有许多产业具有领先优势。“韩国青年人都喜欢做创新的工作。所以，韩国电影、电视剧、网络游戏、时尚文化都很发达。”
目前，韩国“朝中东”三大报都开辟了专门栏目，介绍来中国做事的经验和教训，文章名称往往是“我在中国如何成功”、“我在中国如何失败”。有时候，这样的文章甚至能上头版。
关于韩国人如何在中国做生意，崔贺麟也满脑子主意。他告诫说，韩国商人来中国有些盲目乐观。“许多人觉得，中国人和韩国人相貌差不多，汉字虽然念不出来，但基本意思也能看懂，所以这里的市场和韩国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中国文化和韩国很不一样，尤其是做生意的方式。……要在中国做生意，还是要懂中文、了解中国文化。”
不过，一个不懂汉语的韩国人，也可以在北京很好的生活。崔贺麟带记者逛了逛北京有名的韩国村——望京新城以及周围的一些楼盘。这里有专卖韩国商品的超市、韩国美容店、眼镜店、练歌房、化妆品商店、服装店等等，商店里的服务员都可以用韩语交流。韩国村周围鳞次栉比地坐落着各种韩式餐饮店，而那里的常客多为韩国人。
除了望京，北京的各个角落也有韩国人的身影。据说一些韩国大公司的老板、首席代表住在北京郊区顺义别墅区，因为那里距离美国人开的国际学校近，孩子上学方便；中等层次住亚运村、望京；而留学生多半住在五道口(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附近)。
随着来中国的韩国人不断增加，北京、天津、青岛、沈阳、上海等城市先后出现了韩国城、韩国村。据“在华韩人会”的数据，目前在中国的韩国人约20万名，其中15万名为常驻中国的贸易公司职工、投资企业职员及其家属，留学生为5万名。北京已成为韩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北京的大小变动和许多在京韩国人生活密切相关。崔贺麟和记者谈起SARS时期发生的一些趣事。在韩国最大的网站Daum.net上，有个记者写了一篇报道谈及北京的SARS，并分析说留学生回国可能会把SARS带到韩国。这篇文章马上引发了一场大论战。论战一方是韩国本国人，他们痛骂留学生不顾国家安危，把病毒带回家乡。论战另一方是留学生，他们认为自己也是韩国人，当然有权利回去。崔贺麟估计，望京小区大概有70%的韩国人回国了，到了9月份，他们又陆续回到北京。“真是奇怪，韩国竟然没有一例感染SARS。有人总结说，因为韩国人吃泡菜，泡菜里的大蒜有杀毒作用。有趣的是，有两家专门制造泡菜的公司认为这是一个商机，马上来中国，想推广泡菜。最后也没怎么把市场打开。”提起SARS时期的趣闻，小崔俨然是一个本地人。
“20年后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刚刚忙完安在旭在北京的演出活动，迷日企划北京支社的经理金义京接受了记者采访。留着精致的胡子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许多。
金义京在韩国读高中时上的是一所外语学校，由于父亲是韩国某电视台驻台湾的记者。他也选择了中文，而不是当时比较热门的法语、日语等。
在台湾和加拿大短时间学习后，1997年他来到北京，进入人民大学新闻系。当初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时，签证官曾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去北京念书呢？加拿大的大学不是很好吗？”不过，今天他却为当年的选择深感庆幸。随着越来越多的韩国公司进入中国，像金义京这种通晓双方语言和文化的人是难得的人才。他至今仍记得父亲当年的预言，“20年后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目前，在韩国，汉语已超过日语上升为第二外语。每一所汉语补习院均座无虚席、门庭若市，前来学习汉语的学生和公司职员不计其数。在铁路和地铁的报站广播中，继英语之后播送的便是汉语。现在，汉语补习班里不只是学生和公司职员，还有一些家庭主妇。
尽管在北京才6年多时间，但金义京已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在人民大学念书时，他就在一些韩国公司兼职。世纪末的网络热潮时，他为韩国的一家贺卡网工作。此后又帮韩国最大的食品公司“希杰”的牛肉粉做过市场推广。2002年，金义京进入迷日企划，为韩国许多演艺名人在中国的演出和推广承担经纪工作。
在金义京看来，对韩国人而言，中国第一、第二产业的市场空间已经不大了。因为中国公司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都有成本优势，韩国公司很难成功。即便是半导体行业，随着中国公司的飞速进步，韩国公司的优势也很容易丧失。而惟有韩国本土文化，永远都是别人无法超越的。金义京选择了最有国家特色、永远不会被人超越的文化产业——帮助韩国影视文化在中国的推广。
正如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北京时所说，如今，东北亚地区正逐步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该地区的GDP占全球的20%，再过10年或15年有期望超过30%。“东北亚将成为集生产与投资、金融与贸易、信息与技术为一体的世界‘繁荣中心’。到那时，北京的学生买张火车票就可以经平壤、汉城和釜山到东京旅行。这是一幅和平而富饶的‘东北亚时代’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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