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覃里雯from北京
故事最好从伊拉克危机开始，当时我像北京其他媒体的同行一样，在三里屯中东各国驻华使馆之间忙碌；与此同时，向美国大使发出的采访预约一再受挫。中东各国大使的形象遍布中国媒体，而美国外交官的面孔则像其间的珍稀物种。这一切在3月21日戛然终止，向伊朗使馆发出的采访要求忽然失去回音，炸弹已在伊拉克降落。
在那些中东面孔中有一个悲剧人物，他连续接受了本报的三次专访邀请，但是第三次采访的前一天他反悔了——那是在战争爆发之时。这个人，萨达姆政权驻中国的最后一任大使穆瓦法克·阿尔-阿尼，大约是北京三里屯对未来抱有最错误的信念的外交官。“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职位。”在陈述了“伊拉克人民”奋战的决心之后，他降低声音，倾身向前，以示诚恳。作为大使，他非常勤奋，足够聪明和坚定，但是他让自己成为了上个时代的最后一批标本。他的职位只持续了两个月左右。世界已经改变，大国间已经没有过去那样毫无理性的对峙可供借用。
阿尔-阿尼一定清楚地知道，2002年11月，中国投票支持联合国1441号决议，即武器核查计划。这个决议基于联合国第七宪章，批准在必要条件下对威胁和平、破坏和平和侵略行为作出反应，包括动武。中国自1971年加入联合国很少支持联合国第七宪章的决定，因为担心该宪章被滥用，最终侵犯自己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即使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中国也不支持对伊拉克动武。但是11年后，和绝大多数投票支持1441号决议的国家一样，坚决反对战争的中国没有再次选择弃权。中国影响力的增长是如此明显而迅速，仅凭保证它的货币坚挺就能阻止整个亚洲的经济危机恶化。这样一个国家不能再躲在隐身叶后面，而必须参与世界的通行规则。
被称为“中国外交大事之年”的2003年还有足够的事件可供罗列：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中印首次开通直航，多次派遣中东特使关注巴以和谈，促成朝核六方会谈，中日韩合作宣言，中国防扩散白皮书，作为对话国第一次参与G8会议，各国领导人频繁互访……这些动作受到真诚的欢迎。
外交不是自身和外界之间游离的触点，它是从自身出发并重返自身的过程。对自身的不同定义两次改变了新中国外交，这些变化最终将我们带到2003年。
1971年，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我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很古老，而且备受欺凌。”建国后30年里，中国一直认同于这个形象。外交的含义和涵盖的领域都是简单的，它指的是领袖引导全国人民、团结第三世界与强权对抗，指向遥远的红色梦想，直到现实需要使中美打破意识形态而相互靠近。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发现自己有必要改换身份。“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背后，它把自己视为一个务实而谨慎的国家，外交的注意力转入内向，集中于为经济建设服务。中国开始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十年里，中国虽然被指责为“享受大国特权而不承担相应义务”，但是它确实在这段相对平和的时间里得以集中发展经济，这宝贵的喘息之机为日后的外交转变奠定了基础。这段时间里，外交对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个遥远的词汇，是经济建设的陪衬。中国与既有国际体系谨慎地保持距离。
与此同时，下一个十年的变化也在这个过程中萌芽。2003年10月，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出版了著作《外交十记》，这本书从1982年的中苏谈判开始，以澳门回归结束。中国通过与前苏联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过程占了很大篇幅，那是中国第一次、也是最艰难地主动开始承担大国的地区义务。1991年10月，钱其琛代表中国参加了签订柬埔寨和平协议的巴黎会议，中国外交工作重心从备战转向和平与合作，这明显改善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在巴黎和谈后期，东盟就开始邀请中国参加其会议。
第二次改变更为醒目、快速而广泛，它是一个既不激进、也不内敛的中国，它主动为自己在既有国际体系中寻找位置。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开始，中国开始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促进经济和安全合作，以对付美国领导的地区联盟体系。1991年起，中国开始解决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越南的长期边境冲突问题，在达成的一系列边境协议中，中国接受了50%甚至更少的土地。1995年起参与东盟会议，建立东盟＋3和东盟＋1机制。在中亚领导建立该地区第一个多边组织——上海合作组织。1996年参与开创亚欧会议。2001年主持亚太经济合作论坛。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使这个过程达到顶峰。2002年后期，中国甚至第一次提出与北约开展一系列对话。在军事方面，一系列武器控制公约的签订和白皮书的发表减少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猜疑。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安全体系中，中国最终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而被接纳。“9·１1事件帮了我们大忙！”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说。
“中国融入了各大国际组织的星系，遵守其规则，以此倡导本国利益。它甚至在有限范围内寻求塑造这个体系的演变过程。”《Foreign Affair》杂志评论道。
在试图阐述一个大国的外交时，很容易把它简化为疏漏的大事年表。但是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思想和组织形式上。中国几届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次数呈几何级数增长，他们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次数也与日剧增。从1980年代开始外派培训的一批外交人员今天已经成为成熟的外交官，他们至少精通一门外语，很多人在欧美名牌大学获得学位。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制定和影响外交政策，包括专家学者和媒体的政治分析家，他们为领导人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和多样化的政策选择，甚至像人民网“强国论坛”这样网上社区也为中国领导人所光顾。2003年12月23日下午415-600，外交部长李肇星甚至通过外交部网站“中国外交论坛”及新华网“发展论坛”与公众进行在线交流。这是目前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接受网民在线访谈，2万多名公众参与了访谈。中国外交官从未表现过今日这样开放、透明和友好而积极的姿态，他们甚至敢于谨慎地表现出个人的幽默感，回答诸如关于自己不敢恭维的长相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全球新闻主编马科斯·布洛屈里发现“各个国家还存在着一些不太敏感的政客，不太经得起将自己的国家当作世界中心的诱惑。”这个断言在中国正好要反过来，中国领导人才刚刚开始习惯自己处于世界中心的事实，他们在适应这个既有挑战性又非常令人愉快的事实：经常和美国和俄罗斯领导人就某些问题通电话是很受欢迎而且非常有用的，虽然有时你得忍受半夜的电话铃声和对方家里的狗吠；黯然离开香港的英国总督彭定康会成为中国在欧盟委员会中的朋友；在世贸组织中的地位可能有助于我们得到通往大庆的俄罗斯石油管道，等等。
2003年的中国外交并不轻松，正好相反，它需要处理的问题日渐庞杂。但是由于外交政策的制定越来越民主和制度化，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越来越成熟和得体。贸易争端仍然在继续，中国已经学会孤立地解决每个个案，而不是“对某些国家”作出笼统而过激的反应；对中国“夺走美国就业机会”和“导致美国通货紧缩”的指责，中国领导人学会用数据和经济学原理来予以回答；低调适度地处理香港问题，以此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为了避免刺激国际社会，针对台独分子的活动不再使用武力威胁，而是发布一本《两岸三通政策说明书》……
经过两代人的努力，中国的面目已经不再遥远、陌生而隐含威胁。它承担责任并且享受权利，成为一个优秀的世界公民。关于未来，中国政府对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仍然十分谨慎，但一个知道如何倾听各种声音的政府会获得明智的答案。
2003年外交大事简记
4月23日及8月27日-29日，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
5月26日-6月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第三次会晤。
6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在法国埃维昂召开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这是中国与八国集团走得最近的一次会议。
10月7日-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及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中国作为第一个非东南亚大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10月17日-2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后，应邀对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国事访问。
12月7日-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邀访问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埃塞俄比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