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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from北京
2003年元旦刚过，让广州人津津乐道的是一场集体婚礼：61对新人携手放飞了2003个同心气球，而媒体正忙着总结过去一年的成绩，《广州日报》说：“2002年广东省国税系统完成税收收入1665亿元。”
然而，在广东省河源市，一条“怪病”的消息通过包括短信在内的各种渠道在民间飞速蔓延。2002年12月15日，因生病呆在河源家里的黄杏初被家人送到河源市人民医院就诊，两天后，由于病情恶化，被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
当然，在元旦刚过的日子里，广州人还不知道黄杏初是谁。《羊城晚报》接到一名李姓女士的报料，得知河源各大药店都挤满顾客，绝大多数人都在购买某一种牌子的抗生素。记者黄礼琪去了河源市疾病防疫控制中心，了解到广州陆军总医院、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大医院的专家已入住河源，并有几位患者被初步诊断为非典型性肺炎。防疫站一位负责人说，河源没发生什么流行病，希望市民不要恐慌。这篇关于“非典”的最早的报道——《事因传闻出现未明病毒，河源市民争购抗生素》于1月3日刊登在《羊城晚报》的广东新闻版。在该报当天的新闻时评版里，一篇署名陈鲁民的关于“夫妻在家看黄碟”的评论说：“权力是人民给的，既然是公仆，做错了事，向人民道歉认错，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在国际新闻版，布什则表示：“清算萨达姆的日子已经到了。”
两天之后，《新快报》在它的要闻版开始关注“非典”，题为《河源人赴广州抢购抗生素？》的文章认为，广州市民对“河源恐慌”浑然不觉。不过，这种浑然不觉似乎没有持续多久，对于这种未得到确认的奇怪传染病的恐慌开始在市民中积聚。2月8日中午时分，一条消息悄悄在人群中蔓延——广州发生致命流感。广东的媒体有些不知所措，记者和编辑们的手机短信里充满了关于它的各种各样奇怪的消息，职业本能已经明确告诉这些记者和编辑这个报道题材的新闻价值。
2月10日，《羊城晚报》在头版明确地告诉市民，广东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提醒市民做好预防。第二天上午，广州市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下午，广东省卫生厅通报了广东六个市发生非典型肺炎的情况。此后的十几天里，在广州各家媒体的头版上，“非典型肺炎”成为最热门的词。媒体动作的迅速与到位基本满足了民众的信息需要，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通报政府举措、公布病例、防治与预防、对不法商贩的监督与查处、平息抢购、非典病源探究、医务人员和病人的报道以及各种反思话题。
这一轮报道高潮持续到2月19日，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宣布，非典型肺炎疾病已得到有效遏制，广州各大媒体从2月20日起似乎也逐渐对“非典”失去了兴趣，在接下来的近一个月时间里，人们很难再听到媒体关于“非典”的新说法，两会报道开始占据它们的头版。3月4日《广州日报》的头版，除了关于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在京开幕的消息外，还有一条新闻的内容是，继广州率先制定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后，广东代表将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建议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布什清算萨达姆的日子就快到了。3月20日，美伊开战，包括广州在内的所有地方媒体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远在千里之外的战争。几乎在美伊开战的同时，3月19日上午在辽宁省海城市，8所小学近4000名学生因饮用了鞍山市宝润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高乳营养学生豆奶”而集体中毒。
美伊开战一周后，3月26日，新华社称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这是首次有关北京“非典”的官方报道。3月31日，《北京青年报》在第9版发表了题为《纱布口罩连日脱销》的报道，称北京各大药店口罩出现脱销，而占据了该报5、6、7、8四个版篇幅的仍是伊拉克战争报道。
在海城市，当地政府终于在4月1日与学生家长举行了见面会，并表示豆奶经过检测，“没有发现质量问题”。3天以后，海城市政府与学生家长举行第二次见面会，承认孩子不适与豆奶有关，但仍强调豆奶没毒，就在那天凌晨，海城市铁西小学6年级2班女孩李洋病死。
4月3日，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局部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经过3个月的集体沉默后，媒体终于在4月爆发。包括广东媒体在内，“非典”再次占据了媒体的头版、特刊，但民众却被越来越多的传言所包围。
4月9日，《北京青年报》头版发布消息，称北京市“防治非典型肺炎专家组”在4月8日成立，并开通了热线电话咨询；在当天16版的“国内焦点”栏目里，赫然出现了海城豆奶中毒孩子的家长搂着孩子痛哭的图片，报道标题为“海城豆奶中毒孩子进京求治”。文章写道，鞍山市委宣传部新闻处薛处长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学生因此次中毒事件而死亡。”《沈阳今报》则说，截至4月8日晚，有关部门尚未公布此次事件死亡人数、中毒原因及化验结果。
4月9日，海城市政府举行说明会，正式对外宣布在豆奶中毒事件中2500多名学生出现了腹痛、头晕、恶心等不良反应。《北京青年报》在后来的评论中写道，假如不是4月7日近百名中毒学生到北京求医，国家卫生部、教育部等部门终于通过媒体的报道获悉此事，海城方面大约还会信心十足地将盖子继续捂下去。
海城豆奶中毒事件为卫生部了解瞒报信息的危害性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4月17日召开的会议上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准确掌握疫情，如实报告并定期对社会公布，不得缓报、瞒报”。4月20日，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公开承认政府未能及时、准确地发布疫情，政府主管部门自此开始每日发布“非典”疫情。
无论如何，4月20日都应被看作应对“非典”危机的转折点。政府及时公布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媒体报道疫情的准确性。除了日报、都市报等媒体外，《财经》、《三联生活周刊》等杂志、《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周报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对疫情在各地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后来评价说，在许多中国媒体的努力下，这次悲剧事件已经以比较完整、透明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
“非典”报道又一次上了广东媒体的头版。《南方都市报》在4月中旬的一个头版报道中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认为尽快建立和完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是完全必要的。当天的时评还说：“制定信息公开法规意义深远”。也就在这个时候，该报一个名叫陈峰的记者因从朋友那里得到一个新闻线索，正同他的同事王雷辗转于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派出所和医院等地。一个月之前，没有暂住证的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街头被带至黄村街派出所，在其后的3天中，他被送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3月20日，救治站宣布孙志刚不治。陈峰此时正忙着为此收集新闻线索，他拿到的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尸体检验鉴定书表明，孙志刚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在4月25日《南方都市报》题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5000字文章里，陈峰讲述了孙志刚死亡的经过，在报纸的第二版，署名为子曰的社评问道：“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在北京，《北京青年报》也在发问：“大学毕业生因何命丧收容所？”从该报28日发表的《家属追问死因连遭碰壁》一文中，人们得知，孙志刚的亲属说：“市检察院说他们管不了，只对公不对私的。后来去了法院，法院说材料是不收的，要诉状才行……到了民政局，民政局一个人下来接待，收了份材料，说人死在医院里，让我们去找卫生局，我们又到了卫生局，卫生局没要材料，又把我们支到了什么医学会……就这样每天在外面跑，到处碰壁。”
孙志刚案被广泛报道之后，收容遣送制度再次引起社会知名人士和法律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一个月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差不多同期，在四川省著名的都江堰市，一个罕有先例的工程——距都江堰水利工程鱼嘴分水堤1300余米处修建高约23米、宽约1200米的杨柳湖水库大坝——正要上马。该水库距离世界遗产核心区仅350米。
最早知道杨柳湖工程即将动工消息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可佳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二人同为“记者沙龙”的主持人，同时也是环保志愿者组织“绿家园”的主持人。6月26日黄昏时分，他们一同来到了杨柳湖，砾石滩上民工已经开始驻扎了。“我当时就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汪永晨后来说。
7月9日，《中国青年报》以大篇幅发表了记者张可佳采写的文章《世界遗产都江堰将建新坝原貌遭破坏联合国关注》，由此将杨柳湖工程引入公众的视野。此后，北京、广州、上海等180多家媒体先后报道了此事。
8月1日建设部王凤武副司长带领调查组来到都江堰，他说，是媒体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地方要建一个大坝。在8月29日召开的四川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上，四川省省长张中伟表示：“省政府对这个事情的意见是一致的，不能上。”
时至年底，媒体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持续，供暖商品化改革起步、拆迁风波、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刘涌被判处死刑等报道又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除此之外，它们倒是不太关注与自己相关的节日。在11月某一天的记者节里，陈峰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所做的，其实只是报道事实而已。”
(本报记者黄锫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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