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监管”形同虚设庄股爆仓券商埋单？ 本报记者 莫 菲
上海报道
跌停损失可以计算，而跌停之后，种种非理性因素使得周旋其中的各方损失在失控中逐渐扩大，此时，三方监管制度如此苍白，相关协议形同一张废纸。
眼睁睁地看着浙江东方（600120.SH）跌停、跌停、再跌停，十七家与上海天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元）有密切合作的券商，心急如焚。
2003年12月7日，浙江东方爆仓的第二天，在上海天元的法人代表刘学忠的力邀之下，这十七家券商怀揣着被视为重要物证的资金监管协议，匆匆来到上海扬子江酒店。
与会者阴沉的脸色，预示着接下来会有一场更大的博杀。
跌停“后风暴”
较为郁闷的气氛中，刘学忠袒露了其真实的意图：首先，刘对上海天元对券商造成的资金损失表示十分抱歉；其次，刘表示公司正在调查两位总经理王增强、谢冠华出走之事，保证给予各位满意答复；接着，刘希望各家谅解，恳请各家合作多年的券商在上海天元危机时刻“拉兄弟一把”，不要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而一旦浙江东方股票有转机，保证会按照预先协议的约定逐一履行条款。
刘近乎恳求的一番话，感动了现场的一些人，两个阵营达成了一致联盟。
然而，这样的一个同盟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就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联盟被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复兴路证券营业部、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路证券营业部、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浦东南路证券营业部的巨量抛压轻轻撕破，浙江东方再次跌停。
正在操作此事的某券商法务部人士透露：“我们实在等不及了，已经有券商跑在我们之前。”12月10日，这家券商开始联系律师，准备一纸公文把上海天元告上法庭，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冻结天元的财产。
面对上海天元这家主业做庄，在对外宣传资料中，声称“在运作中坚持以资产管理、资本运营为核心，多种投资组合为方式，形成独具特色的一二级市场联动的”投资公司，可以被查封、冻结的惟有其名下的股票。
而消息人士透露，其实那家券商已迟到一步，因为浙江省公安局经侦大队早在接到其他人举报之后，已提前查封了上海天元及其关联公司名下的大部分股票，包括819万股浙江东方的内部职工股。
记者从不同渠道了解到，不少券商开始动用各种关系，加入到追踪上海天元在其他券商营业部设立资金帐户的队伍中来，一有消息，会立刻向当地公安局举报或者带着执法部门进入实地冻结股票。
“其紧张程度，好似在抢钱！”某券商法务人士亢奋地表示。“不过，着急的不只是我们一家券商，这段时间，大部分券商法务部都在为冻结爆仓的庄家资金与股票帐户忙得不可开交。”
据悉，除了浙江东方的庄家上海天元之外，啤酒花庄家宝源投资及桂林旅游的庄家的财产都在遭券商“追杀”。
“拿到一点，算一点，至少可以稍微弥补一点损失，向客户交代。”他十分无奈。
一场发生在股票跌停之后的“抢钱运动”风起云涌。
“厮杀”后遗症
“股票跌停后，券商争先恐后地争夺庄家名下的筹码，实质是券商之间相互毁灭性的残杀。”一位证券业律师表示。
他打比方说，一个庄家动用5亿资金操盘，其中自有资金2亿，已是个了不得的数字，而绝大部分资金均是从券商通过三方监管、配比资金等方式借来的。
通常，曾备受券商经纪业务创新青睐的“三方监管”业务是指：A方有一定筹码，B方在愿意的情况下为A方提供一定比例资金，此时证券公司作为第三方以监管者身份出现，资金委托方将资金、资金受托方将股票同时存入该证券公司专门开立的账户中进行操作，而当亏损超过一定比例时证券公司有权强行平仓。
因此，按照协议规定，当客户的损失接近止损线时，券商可以以监管者身份合理地抛售庄家质押的筹码，以保全客户资金安全。
而多数情况，这部分质押的筹码并非庄家所有，即使确是庄家名下的筹码，它也将成为其余众多券商眼中赖以救命的“肥肉”。
“一旦股票爆跌而我们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全部平仓，此时如果被司法机关或被其他券商找到这部分筹码的下落，百分之一百要查封、冻结。”上述律师表示。
紧接着，这家失去筹码的券商营业部只有再去追踪庄家在其他营业部的质押筹码，以减少损失。
他介绍，根据司法条例，谁先冻结财产，谁先拥有优先执行权。没有冻结到任何财产的券商，就算事后官司打赢了，也没有剩余的财产可以执行。
这场不可收拾的跌停后遗症，愈演愈烈，甚至极度恐慌。
这绝对是一个恶性循环。总有消息不灵通、下手慢，却为挽回客户本金而疲于奔命的券商要吃大亏，可能会为客户损失最后埋单。
“我们做的大多不是真实意义的三方监管，从某种程度上是打着三方监管口号的变相非法融资，而在这场漩涡中，最大的牺牲者是券商。”一位曾经在券商资产管理部签过不少三方监管协议的谭先生感叹。
“往往，跌停时的损失，还能够计算，而此后，质押筹码遭冻结时的损失有时是无法预知的。”
最悲惨的结局是，不仅股票下跌受损失，而且帐上的筹码遭冻结，捞不到任何庄家的财产。
谭先生表示，“想都不用想，在遭受损失后，客户一定把庄家与券商共同推上被告席，要我们承担连带责任，这正是为何券商如此卖命地为客户挽回损失的关键所在。”
其实，客户心中十分明白，找庄家赔偿是白搭，只要套住券商，才有可能挽回损失。而庄家也清楚，只要券商参与其中，资金供给才会源源不断。
按照《关于审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如果三方监管协议认定为无效，那么合同将返还原状，即资金受托方需将受托资金全额返还给资金委托方。但大多数情况是，庄家无力赔偿，券商免不了掏腰包。
无效监管
可悲的是，在这场跌停后混战中，原本作为券商坚强后盾的三方监管协议，面对法院、公安局对协议中筹码的冻结、查封，丝毫不起作用。
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吕红兵律师对此深有体会：“股票质押的法律效力是以登记为准，而三方监管协议中用于平仓担保的股票没有办理合法的质押手续，因此，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质押物。”
国内办理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的场所是中央登记结算公司。换言之，券商监管的质押筹码，只有去中央登记结算公司办理手续，才算是真正的质押。
按照《担保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103条，“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效力，自办理出质押登记之日起生效。”
吕律师接着告诉记者：“理论上，登记结算中心可以办理流通股票质押手续。”
实际情况是，存乎于券商、客户及庄家三方的股票“质押”，没有一例办理过正式的质押手续。
谭先生表示，做庄本是私下行为，三方当事人都不会愿意在“带有监管意味”的登记结算公司眼皮底下，“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筹码大白于天下。三方当事人隐秘的动机，也许是监管协议“苍白无效”的原罪。
可是，如果股票爆仓，司法介入，券商几乎不能动用三方监管协议中“质押筹码”来减少损失。在各方利益平衡中，券商被推上风险的顶端，替庄家及客户背上沉重的包袱。
“我甚至感到券商做‘三方监管’实在是犯傻，因为在这场资本游戏中，券商的风险与收益绝对是不平等的，但有时，又不得不做。”谭先生一脸无奈。
他分析，如果相安无事，券商得到的只是微薄的佣金，并且交易量越大，返佣量也越大，而一旦出事，券商承担的是无限放大的风险。
“某些营业部负责人会抱怨，如果不做这业务，在经纪业务如此低迷的情况下，营业部靠什么业务挣钱、完成指标？”
据谭介绍，明知“三方监管协议”保险系数极其微小而仍铤而走险的行为，有时竟是个人行为。
2003年来，各券商经纪总部三令五申地强调控制风险，每笔三方监管业务，事前需要报总部审核。实际上，券商营业部总会发生“无意间”漏报现象。
营业部负责人为图谋1％－2％的高额中介费，私盖公章，签下巨大风险的灰色合同，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这段时间风声紧，”谭表示，“说句玩笑话，如果你三天打不通某营业部负责人手机，该营业部保准出事。”
出路
近一年来庄股频频爆仓，三方监管风险不断积聚，或许，在券商暂时寻找不到更好破题之道的前提下，惟一的上策是“割爱”。
“监管层并非要完全封杀券商的创新之路，只是如何控制好‘三方监管’业务的风险才是关键。”一位接近证监会的权威人士描述道。
10月13日，在上海召开的经纪业务监管会议上，中国证监会两位机构处官员曾殷切希望券商在做大创新业务的同时，要注意控制风险：“目前，问题在于没有形成一套健全的防范风险的监管制度。”而在风险控制制度出台以前，大力推行三方监管等委托理财业务，显然不妥当。
据悉，对三方监管等委托理财业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审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在经过证监会、券商、律师等专业人士充分的讨论后，最高人民法院已推迟了原定于12月正式颁布的时间。
而根据原有的征求意见稿第九条规定，“非金融机构法人，包括投资管理公司，在没有获得证监会批准的从事委托理财业务资格之前，对外签订的受托合同，一律无效”。
换言之，征求意见稿实质“封杀”了大部分的三方监管业务。而目前，证监会尚未建立对投资公司等非金融机构从事委托理财业务资格的系统管理。
《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在吸取了业内人士意见之后的重新修订，视同给予了“三方监管业务”带来了“生”的希望与契机，同时，这又为证监会留有了充足的时间详细制定如何规范私募基金市场的“游戏规则”。
迢迢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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